甘济时(1900-1932），原名绍财，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七家畈村大屋一个中农家庭。小时在本地念私塾，后考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在家乡任私塾教师。受曹学楷、赵赐吾等人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大革命时期，他在当地创办平民夜校，亲自授课，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
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潭畈河一带的农民运动。后任党支部书记，积极发展农民党员，组织防务委员会，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大革命失败后，甘济时率领本乡群众参加了“九月暴动”和著名的黄麻起义。
工农革命军到黄陂木兰山游击时，他接受党的指示，留在本乡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后任中共紫云区委书记。1928 年春，工农革命军重返黄、麻起义区，甘济时发动群众举行“二次暴动”，使当地的革命斗争又疾风骤雨般地发展起来。
1929年敌人向鄂豫边根据地连续发动了3 次大规模“会剿”，在粉碎敌人“会剿”的斗争中，甘济时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活动， 同时掩护老弱妇孺转移到深山隐蔽，避免了敌人的残酷杀害。
1929 年秋，中共鄂东北特委为了开辟黄安南部地区的工作，需要挑选一位有地方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任工委主任，时任黄安县委委员、组织部长的甘济时被选中。动身前，特委书记徐朋人、特委常委曹学楷找甘济时谈话，问他有什么要求。甘济时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想找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当助手。”经人推荐，特委将正在红十一军三十一师第五大队当代理班长的李先念调到工委，协助甘济时工作。李先念是黄安南乡高桥区人，当过木匠，曾任乡农协常委、党支部书记、区委交通员和游击队长，对黄安南部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尤其是思路情晰，办事干练，甘济时对他很满意。特委交给他俩的任务是贯彻党的六大决议以精神，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发展党、团和各种群众组织，打击和取缔反动地主武装，进一步巩固革命根据地。
他们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庙咀湾落脚，当即召开区委、区农委、游击队、赤卫队负责人会议，传达特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和确定了开展工作的部署。一是健全各乡、村党组织的领导，扯起红旗，公开活动，利用红军反“会剿”胜利的有利形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二是成立庙咀、陈河两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布告四方，号令行事，若有违抗和破坏政府法令者，严惩不贷； 三是由各乡派人去动员“跑反”的群众回来“打土豪，分田地”，重建家园；四是以赤卫队、游击队为骨干，武装群众，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收拾各种枪会组织； 五是积极打通与黄安桃花、八里、平安区和黄陂的塔耳 、姚集、碾子、长堰等区的联系，使之互相支持，密切配合。
甘济时善于做群众工作，一进农民家里就和他们拉家常。话长短，借机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他虽是学生出身，但很了解农民心理，说话不带学生腔，性格爽朗坦诚，幽默风趣，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李先念后来回忆说：“甘济时是我的老领导，组织能力很强，群众喜欢他、拥护他，在工委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高桥区各种枪会组织纷纷解体，“跑反”的群众陆续归来，一些群众组织也相继恢复和建立，与邻近各区的联系工作亦取得进展，全区及周边各地逐步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局面。这为后来(黄)陂(黄)安南县红色区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甘济时在工委工作了将近半年时间，于1930 年4 月免兼工委书记，专任黄安县委组织部长,并被推选为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委员。1931年春任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全面工作。他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创办了旨在提高基层干部思想、理论水平的党、团干部训练班,并亲自讲授《党员须知》、《政治常识)等课程，培养了大批干部。他十分关心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常向群众宣传：“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武装力量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要积极参加红军，支援前线打破敌人的‘围剿’!”
他主动与红四军政治部接洽，要求部队在黄安增设“红军招募处”，方便群众报名参军。他还多次召开区委书记、区苏主席会议，要求各区、乡把那些由于年龄或身高不符合要求而被“红军招募处”退回的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或编入赤卫军，或组成担架队，女子则组成送饭队、洗衣队、慰问队、宣传队，全力以赴，支援红军作战。在他的领导下,全县上下迅速掀起了拥军参战的热潮。
1931年夏，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为了加强红军部队建设，先后从地方选调了几批干部到红军部队担任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甘济时于这时奉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三师任政治部主任。
1931年11月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甘济时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十师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甘济时先后与在该师担任师长的王树声、倪志亮一起，指挥部队参加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4 大战役，出色完成了方面军总部交给的任务。
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被打破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3 省“剿匪”总司令，调集24 个师另6 个旅约30 余万人的兵力，于1932 年7月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战略上的错误指导，使这次反“围剿”斗争一开始就打得很不顺手。甘济时不知其故，按照上级命令，一门心思指挥部队围攻麻城，虽然也歼灭了一些敌人，但攻城并无明显进展。7 月底或8 月初，他接到军委会命令，要他到红四军第十师任政治委员。甘济时早年患有肺病，加之战斗频繁，连续数月未睡过一次好觉，这时肺病发作，大口吐血。尽管如此，他二话没说，在火线上办理交接手续，当天履新。
不久，由于红安告急，张国焘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部队西返。甘济时和师长王宏坤率领第十师向红安七里坪方向运动。部队正好路过甘济时的家乡，他邀请王宏坤等同志到家里吃了一餐午饭。他家里的好几口人先后被敌人杀害，只有妻子和哥哥在“跑反”中幸存下来。妻子和哥哥见他面黄肌瘦，把他拉进房里，流着眼泪说：“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走，我们到舅舅家去要只老母鸡，炖点鸡汤补补身体。”甘济时对妻子和哥哥安慰一番后，笑了笑说：“打仗的人哪能红光满面?敌人撵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哪有心思等着喝鸡汤? 放心吧，我能扛得住，倒不了的，消灭了敌人，我再回家看望你们！”甘济时自从调到红军部队后，一直未回过家，这次也只是待了大约两个小时，饭后即匆忙赶路。
部队在七里坪以南地区打了一场恶仗，然后北上豫东南，继则东进皖西。由于战局对红军十分不利，部队又由皖西回师鄂东北。10 月9 日凌晨，第十师到达黄陂长岭岗。这是靠近红安苏区的一个小镇子。红军到来前，镇上驻扎着国民党军第三十师一个营，还有地主民团近300 人。师长王宏坤率先头团乘敌不备，将镇上的敌人全部歼灭，捉了大批俘虏，其中包括1名团长。甘济时和王宏坤在街上买了几根油条。他一边吃，一边对王宏坤说：“你快点吃吧，吃完去睡一觉，看你两眼已熬得通红通红的。我去审俘虏，有情况我让警卫员喊你。”临走前，他和王宏坤商定，部队按“品”字形部署，原地待命。
甘济时提审的这名俘虏，是国民党军第三十师下到营部巡视的一位团长。由于负责押送和警戒的战士缺乏经验，没有及时将堆放在临时审讯室里缴获的武器收拾好，甘济时刚刚落座，敌团长顺手拿起一支已上膛的步枪，对准他射击。在场的几个战士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惊呆了，但很快反应过来，迅速扑向敌团长,将其击毙。这时，甘济时也倒在地上。敌团长的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肠子都冒出来了，血流如注。师医务主任赶来，一看，知道弹头还在腹部，但师部无手术设备，只好用绷带将他的腹部紧紧包扎。甘济时受伤后显得十分痛苦和烦躁。师长王宏坤跑来，从医务主任的眼神中看出情况不妙。王宏坤想安慰他，然而一时想不出好词来。甘济时大概看出了师长的心思，勉强地笑了笑，嘴唇也动了动，但讲不出话来。王宏坤说：“给你妻子和哥哥写封信吧?”甘济时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王宏坤紧急安排了一副担架，派出一个班护送，准备把甘济时送到跟随四方面军总部行动的总医院驻地抢救。刚出发，又遇上敌人的飞机轰炸，虽然路程不远，但一路上为躲避敌机轰炸，耽误了不少时间。就在快到总部的一条小路上，甘齐时永远地合上了双眼。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总部首长徐向前、陈昌浩得知甘济时牺牲的消息，都围拢来向甘济时鞠躬致哀。甘济时的老部下、老战友李先念等同志也纷纷从战场上赶来。含泪送别。
几十年后，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李先念在回顾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时，称甘济日时的牺牲为他震撼心灵的3 件事之一(另两件为：一是他的二哥陈有元在根据地“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二是在战场与闻讯而来的母亲告别)，使他悲痛万分。
与甘济时共事两个月的师长王宏坤，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中写道：“甘济时牺牲的这一天，我心乱如麻，幸亏敌人没有来，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样好的政委会牺牲。甘济时文武都行，在十一师时间较长，倪志亮当师长，打仗下决心是他(指甘济时)。红十一师战斗力其所以提高得那么快，与他有很大关系。”
“8 月初，他调到我们红十师，一听说他来，大家很高兴。他来后，我们师面貌大变。他重视部队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教育。他到我们师，正是困难时期。反‘围剿’开始，部队经常长期作战，十分疲劳，敌情很严重，伤亡和减员比较大，加上继续冒着酷暑行军转战，部队容易思想波动，他做了很多工作，对保持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贡献很大。”“他作风民主，深入群众，对干部战士都很好，都很关心。他平常话语不多，但讲话实在，条理性强，说服力强。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鼓动。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我和他工作配合得很好，相互很信任。对于军事工作，怎么指挥、怎么部署，我征求他(的)意见，他都乐意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干涉，作为政委来说，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政治工作方面，有时我提出的意见，他都很重视。记得部队从燕子河出来到罗田的路上，我对他说，现在部队有两个问题：一是士气，部队部分干部、战士情绪不振；二是纪律，有个别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建议以团为单位开个全体会。他马上表示赞同。接着一分工他就率先下去了。我到二十九团，从三十团驻地路过时，即见他正在台上讲话，讲形势、讲纪律等等”。他说：“在敌人的‘围剿’面前，目前我们是有困难，但没有什么了不起，比起过去来，困难小多了……”他还鼓励大家说：“我们今天在吃苦，说不定明天要流血，革命就是要吃苦，斗争就是要流血。不吃苦，不流血，革命不会成功的！ 我们要不怕吃苦，不怕流血，才能取得胜利！”“他就是这样，雷厉风行，工作积极，热情很高，办事果断扎实，责任心强。他处处以身作则，生活艰苦朴素，因而在部队有很高的威望。”王宏坤还说：“他对我很关心。曾对我说，你缺的就是文化，可以补一补，一天学一个字，一年就是三百六，我来教。果然，他一有空就教我写字学文化。我常常想，自己遇到了一个好政委。没料到他竟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多少年来，我和同志们都经常想起了他。大家都在纪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