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令民

1921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当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当时出席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的党、团组织情况。25、26日休会，27、28、29日连续三天讨论，30日晚，当大家正在开会的时候，一名陌生男子闯进会场，看了几眼又匆忙离开，谎称走错了路。男子的举动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在李达夫人的提议下，会议辗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最后，大会以这种堪称奇迹的方式胜利闭幕。 1949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同样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当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举行。毛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瞬间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接着，毛主席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仔细对照两个画面，我们发现，在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上，曾经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站在了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那么，其他的11名代表此时又在哪里？他们为何没有站在此时此刻的天安门城楼上呢？答案让人唏嘘。

李达，湖南永州人，二大上，因与张国焘闹矛盾，愤而脱党。

李汉俊，出生湖北潜江，二大后，因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逐渐脱党。1927年被军阀胡宗铎抓走，枪决。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1943年，与毛泽民、林基路等被军阀盛世才杀害，壮烈牺牲。

何叔衡，一大年纪最长者，1935年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途中与敌相遇掉落悬崖，而被匪兵发现，壮烈牺牲。

王尽美，1925年8月19日，因肺病逝世，年仅27岁。 邓恩铭，贵州荔波人，1928年底在济南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英勇牺牲。

张国焘，五四“学生领袖”，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对抗中央。1938年，利用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面见蒋介石，公开叛党，后被开除。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1929年，拜见托洛茨基后，成为托派。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辗转于国民党各机关。1987年8月5日因车祸致死。

陈公博，1921年7月30日晚，在上海的一大会场被不明来客骚扰后，陈公博第二天就脱离集体返回广州。九一八之后，深受汪精卫器重，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公审枪决。

周佛海，从日本回来后与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1924年9月，要求脱党。九一八之后，又加入汪伪政权，抗战胜利后，1948年病逝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包惠僧，革命低潮时期，由于白色恐怖和张国焘的责难，他提出退党。后在国民党内任职，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79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纵观一大的13名代表，脱党、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3人，病逝的1人，加起来一共是11人，唯一从最初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2人。

所以毛主席有诗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坚强的毅力，没有为人民献身的决心，伟大而神圣的革命事业就不可能完成。

1936年，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说，他曾在北京读了很多关于俄国的书，并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书籍。而且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再没有动摇过。

由此，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并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毛主席和董必武就完全有理由自豪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世人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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