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灼（1914年4月27日-1987年9月5日），湖北省红安县高桥镇余家边村薛家田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南军区独立第五旅旅长、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二十九旅旅长、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等职。1955年9月，李定灼被授予大校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麻火种：少年战士的觉醒与成长
1914年4月27日，李定灼出生在湖北红安高桥镇余家边村薛家田的一个农民家庭。红安这片土地从1923年开始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李父也受到影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让革命的种子早早地在李定灼的心中萌芽。1926年，12岁的李定灼加入儿童团，跟着伙伴们走村串户，宣传放足、剪发的进步思想，用稚嫩的声音喊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革命的启蒙。
1927年，蒋汪合流后的白色恐怖笼罩黄安，土豪劣绅反攻倒算，而黄麻起义的枪声划破黑暗，让李定灼亲眼见证了农民武装的力量。1929年，父亲李文焕因给红军传递情报，被反革命分子告密逮捕，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最终在高桥河桥头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44岁。丧父之痛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彻底明白：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为父亲报仇，才能让天下穷苦人摆脱压迫。这一年，他加入农民委员会，正式踏上革命道路。
1930年，李定灼历任少先队分队长、共青团小组长、除奸委员，同年7月加入李先念任营长的红色补充军高桥区独立营，参与第二次围攻黄安县城的战斗。1931年5月，他作为青年代表出席鄂豫皖第一次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九一八”事变后，17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彭杨随营学校的机枪射手，从此告别家乡，投身武装斗争的洪流。
1935年，时任红四军11师33团副团长的李定灼（左）与战友合影
在红四方面军的序列中，李定灼从机枪连副排长、副连长逐步成长，1932年7月光荣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他随部队西征，穿越鄂北、豫西、陕南，越过秦岭，破冰夜渡汉水，进入大巴山创建川陕根据地。在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始终冲锋在前，先后担任政治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多次负伤住院，最长一次治疗长达三个月，留下了终身残疾，解放后被定为三级甲等残废。但这些伤痛从未磨灭他的革命意志，反而让他在战火的淬炼中愈发坚定。
1935年，李定灼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三次穿越茫茫草地。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他始终坚守党性，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1936年9月，蒋家大路反击战中，他头部身负重伤，伤愈后立刻重返战场，参加了天水堡、三城堡等关键战斗，为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立下汗马功劳。从为父报仇的少年，到为苏区存亡而战的红军战士，炮火的洗礼让李定灼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蜕变。
敌后烽火：游击战场的坚守与开拓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李定灼任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二营教导员。1937年秋，晋北战事吃紧，他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到崞县、代县间的滹沱河北岸。在此期间，他敏锐地发现日军阳明堡小庄机场的24架敌机每日频繁轰炸忻口前线，给我军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战略压力。
为铲除这一威胁，李定灼当即组织小分队深入侦察，全面摸清敌人的部署情况后，迅速向团部建议攻打机场，并主动请战承担重任。最终，战斗部署确定由三营担任主攻夜袭机场，李定灼则率领二营负责伏击打援。在他的沉着指挥下，二营成功阻击了敌军援军，缴获敌军汽车和大批战略物资，为夜袭机场的战斗胜利扫清了障碍。这场被太行人民用歌谣世代赞颂的夜袭阳明堡战斗，虽非李定灼直接主攻，但他以精准的战术配合，充分彰显了游击战争的精髓所在。
1938年1月，李定灼受命组建三八五旅独立支队，他仅带着两本条令，与支队长汪乃贵携手，将晋冀两地分散的游击队整编成“汪李支队”。这支新生的队伍边组建边作战，在战火中迅速成长。1938年4月的反九路围攻中，他们仅凭刀矛、手榴弹等简陋武器，在松烟镇成功击退一路日军，歼敌120余名；5月，李定灼得知皇协军头目王三将举行婚礼，果断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率领部队突袭北壁镇据点，仅用十几分钟便结束战斗，击毙王三及伪军50余人，缴获枪支40余支、子弹2万余发，为当地百姓铲除了一大祸害。
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定灼
1939年1月的大杨庄战斗中，李定灼与战友策划夜袭行动，成功缴获一门由“大正九年大阪兵工厂”制造的日军山炮，创下了一二九师挺进华北以来首次缴获日军山炮的纪录，这门具有历史意义的山炮后来被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冀南的10个月里，他率部参加大小战斗20余次，毙伤俘敌2000余人，支队从几百人发展到2000多人，逐步成长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正规劲旅。
在开展游击作战的同时，李定灼还积极投身敌后根据地建设，他发动群众建立区村政权，全力消灭土匪、收编散兵，开办干部训练班，在远离上级指挥的艰难环境中，独立打开了冀南抗战的新局面。1940年百团大战中，他在滂沱大雨中指挥部队破袭铁路80公里，成功拔除冯村据点，护送800余名干部和大批物资南下，缴获机枪、野炮等大批重型装备，因战功卓著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通报表扬。从正规战场的战士到敌后游击的开拓者，李定灼在艰苦环境中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角色转变，用灵活的战术和扎实的群众工作，让抗日火种在冀南大地熊熊燃烧。
解放征程：战地指挥的攻坚与担当
解放战争时期，李定灼的军事才华得到进一步施展，他历任东进纵队第八支队政委、一团党委书记、冀南军区第三分区政委、第二分区副政委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出任冀南军区第二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全力肃清残匪，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参加聊城、博平战役，成功拔除多个敌军据点。在与渤海分区协同攻打邓庄、李官屯的战斗中，部队缴获大批战略物资，全分区因此获得一二九师通报表扬，并被记集体小功。
1947年7月，李定灼担任冀南军区独立第五旅旅长，率领部队南下大别山，与刘邓大军胜利会合。12月，他率部进入桐柏地区组建第三分区，身兼政委、专员数职，带领部队深入南阳、邓县等六县，积极建立基干武装和革命政权，成功开辟了稳固的敌后根据地。1948年，他参与组织了两次邓县战役，共歼灭敌军1.5万余人；7月，他升任分区司令员，率领部队配合襄樊战役，经过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成功活捉敌中将司令康泽、副司令郭勋祺，歼灭敌军2万余人，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四野战军58军173师的李定灼（右二）与桐柏三地委负责同志合影
1949年2月，桐柏军区部队改编为五十八军一七三师，李定灼出任师长。同年4月，他接到命令返回河南开展剿匪工作。当时，伏牛山地区匪患猖獗，严重威胁后方的稳定与安全。面对复杂的匪情，李定灼审时度势，制定了“大部队围歼大股匪顽，小部队驻剿散匪”的科学策略，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剿匪斗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至1950年9月，该地区的匪患被彻底肃清。剿匪期间，部队还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有效解决了财经困难，极大改善了官兵的生活条件。从敌后游击的指挥员到解放战场的攻坚主力，李定灼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完成了人生的第三次蜕变，成长为一名能攻善守、既懂军事又善抓建设的复合型军事人才。
和平岁月：建设者的坚守与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李定灼转业地方军区工作，先后担任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等职。从战火纷飞的战场到和平建设的考场，他迅速转变角色，将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融入各项建设事业中。在河南军区工作期间，他坚决加强党委统一领导，积极动员兵员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组织部队参与“三反”“五反”工作，大力发展民兵组织，为地方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52年，河南军区党委在鉴定中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工作积极负责，对上级指示坚决贯彻，待人诚恳，作风民主，思想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进步较快。”
1955年9月，李定灼被授予大校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任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同年8月30日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0年2月4日，李定灼（左三）在河南省检查民兵工作时于少林寺留影
1979年，李定灼出任武汉军区司令部顾问，尽管身患病痛，他仍全身心投入到党史军史编纂工作中，参与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冀南革命斗争史大事记》等重要史料的编写工作。他还多次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积极帮助红安老区建设烟厂、学校，为家乡的发展尽心尽力。1981年离休后，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朴实本色，在房前屋后种菜、养鸡、种树，生活极为俭朴，生活用品多为部队发放的物品，家具也都是简单的营具。
1977年11月，李定灼（右）回红安时，在高桥镇占店油茶山上观看油茶树苗生长情况
李定灼对子女要求严格，始终坚守原则底线。1960年，长子想依靠他的关系推荐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被他严词拒绝：“想上大学凭自己本事考”；1978年，孙女报考部队护校，家人想托关系打招呼，他坚决不许。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均依靠自身努力考上大学，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1987年9月5日，李定灼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73岁。追悼会上，徐向前、秦基伟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送来了花圈，红安老区人民特意制作了黄麻起义旗帜覆盖其遗体，这面旗帜见证了他从少年到将军的传奇一生。他在72岁时所作的诗句“参加革命数十春，未料幸存七二旬。参观东湖览胜景，为民服务献终生”，正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从红安农村的懵懂少年到开国少将，从战场指挥员到和平建设者，李定灼的一生经历了四次重要蜕变。每一次转变，都紧跟时代步伐、顺应革命需求；每一份坚守，都源于内心坚定的信仰与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他没有刻意追求传奇，却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到极致，用一生践行了入党时的庄严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