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当今的人们大抵都知道原名叫黄安，稍有深入研究县史的人，知道黄安建县于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如果再进一步深入钻研史料，了解黄安的建县来历的人就很少了。其实建立县治颇费周章，根据明万历年间耿定向主持修撰的《黄安初乘》记载，提出议建新县，以利邦治的是两位当地饱读经书的儒生李大夏、秦钺。这二位读书人心怀苍生疾苦，秉承安邦治国平天下的胸襟，撰文立论建立新治的紧迫与必要，这疏文后来被官方定为两台疏。两台疏辗转十余年，又经当地以儒学而取士，擢户部尚书的耿定向，四次的艰苦斡旋而搁置，第五次搬动首辅徐阶，终于使两台疏上达天听，俞准建立新县，先定名新安县，旋即命名黄安县。说来黄安的县治诞生完全是由底层民意呼吁呐喊而出世的，是读书人，准确地说是读经儒士们的社会责任使然，是中国古代社会，皇权统治天下，区划建置的民间行为的特例。

如今的红安，今天的人们又有个习惯的概念：红色的，革命的，诞生共产党武人的将军县，是产生共产党高官和国家主席的县份。这是因为有董必武这位既随孙中山缔造了同盟会和国民党，又与毛泽东一行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开办武汉中学，培养湖北知识青年，特别是黄麻乡子，教授他们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又开怀广纳西方马列主义先进文化理念，于是有了继湖南秋收起义后的“黄麻起义”，接着有鄂豫皖红色革命根据地，诞生了红四方面军，重建了红二十五军，改编了红二十八军，孕育了二位国家主席和二百多位共和国将军。

基于上面种种原因，许多年来，也许至今还根深蒂固地有个印象：红安自古出土匪，一场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民主革命，完全是饥寒交迫的穷棒子，带着匪性未灭的遗传基因，找到了时代契机的一次成功，甚至有些文学艺术作品也这样杜撰和渲染。这是极端肤浅的，浮光掠影的，对该地历史文化不负责任的严重错判。经笔者多年阅读《黄安县志》和有关地域掌故，仅就一孔之见而正色地说：此地是个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理学文化非常深厚的地方。什么是理学？理学即儒家学说自南宋时期发展而来的，亦称道学。至明代，朱明王朝统治者们非常重视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定为官学，也称为道学。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于是在明朝中晚期，全国各地学馆大兴，黄安尤著。根据《黄安县志》记载：“书院，为人文会聚之薮，阖邑生童皆得以就学焉。非广置齐舍则不能容；非多备田租则不能给；非纯儒宿学则不能为之师。安邑（黄安）素多文人以理学名者相继迭起，在深岩邃谷中皆必有讲学处，岂于城市大观之所独可无书院乎？因即义学，旧制扩为书院，每月集生童官课捐给奖赏，以广义学所来逮云。”明清以来黄安的书院有哪些呢？《黄安县志》记载：洞龙书院——吴公心学讲学处；天窝书院——耿恭简公讲学处；天台书院——耿恭简公致仕后讲学处；子綦别业——卢公钦父讲学处；钓台书屋——耿公子庸（定理）讲学处；桃花书院——沙河王氏建（即蒙古王氏）；云台书院——知县刘公承启会课处；仙湖书院——知县张公琮建在鳌峰亭下；萃英书院——在县治西北，即文学也，岁延名师主讲，置有田租以为修膳。还有社学，义学等学馆。如：崇圣祠社学、江汝社学（耿公汝愚建）、程乡社学……此处当时还有官办义学讲堂，如清乾隆年间，知县段绍扆、戴炯、彭瑞征相继建讲堂五楹，后又重建五楹，为生徒满足肆业之所。乾隆二十四年，知县林光禄于此讲堂右添建二重，每重五楹。乾隆三十四年，知县李世护重新增建前一座五楹、头门一座、照墙一座，并买民间房屋五间以为斋舍。

书院、义学的束修来源均由石灰会龙王山、枣林会存德庵、东烟会天马寺、王德会李家塆、塔儿会两河口、华河会新桥、高桥会董荆凹、蔡祠会夏姓、上庄会泉口寺等寺庙慈善机构、宗族和会所主动捐献谷物和资金。

古黄安地，重义学、兴书院历史由来已久。有史可考即北宋时期苏轼来此，据《麻城县志》载：“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歧亭北二十五里（今红安县永佳河镇烟墩寨山桃花塔），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明年复往见之……”后来苏轼为陈慥写了一篇《方山子传》。在此传的后面苏轼感叹道：“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语即是：“我听说光州、黄州一带（即正是黄安（红安）之域）有很多奇人异士，常常假装疯癫，衣衫破旧，但是无法见到他们；方山子（即陈慥）或许能遇见他们吧？”在苏轼的眼里，方山子陈慥算是多才多艺，饱读诗书的士子，抛弃了官宦之家殷实的生活，而跑到光、黄之间这个地方，过着庵居疏食，不与世相闻的生活，这个地方一定要有其特殊性，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异人。苏轼所猜非虚，陈慥来到这里，主要寄居在今红安县的永佳河镇的烟墩寨山（元朝中期此地建有桃花塔，至今保存完好）杏花乡的五云山、城关镇的似马重峦的净居寺等处，信佛参禅，纳宾高谈，写诗吟辞。陈慥是宋代的有名的诗人，苏轼更不用说，是宋代豪放派诗词家，二人在这里相会，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地造的机缘。此地在唐宋间曾一度划归豫州，或汝南郡辖，在北宋年间，此地离宋都汴梁（今开封）很近，是北宋政权通往江汉、黄州、浔阳（九江）的必经之地。且山高林密，庙寺书院多隐其间。一些淡薄功名，远离朝政，一心尚佛研学，从儒究理的饱学之士多看重此地的幽静环境。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北宋一朝，这里是文人志士之著学之地，书院与寺院同盛，义学与官学同兴。

 到了元代，因元蒙统治者是马背起家，入主中原后，废汉制，仇汉人，于是这里慢慢变成文化的沙漠地带。

至明代，朱元璋以汉人血统，先以红巾军后以明教的旗帜东征张士诚，西战陈友谅，反元蒙统治，终坐殿南京，建立明朝。由于他文化不高，皇觉寺院僧人出生，懂得治国安邦必须要兴汉文化、复兴唐宋汉律、崇尚儒理经文，尤其是在与陈友谅的多次战争中，深深懂得饱学之士人辅佐皇权，参谋战事的重要，于是在此地与陈友谅交战的过程中，识得詹同、吴琳等汉学大儒，咨询治国方略，每与皆获至要精神，受益匪浅。待他国定初始，便将二人揽入朝阁，擢为吏部尚书。与此同时，又从江西大肆移迁学士和平民，填充此地因战事和瘟疫致使人口锐减的局面。本来，古地黄安山林广袤，沃野富庶，加之江山既定，海晏河清。又有皇帝对此地垂青熟视，有冢宰高官的垂范，地方宿耆的唱和，故此地重教兴学应时运生。当然，书院和义学真正在社会成为主流，蔚然成风是在黄安建县后的明万历年间，首创书院是耿定向和他的二弟耿定理。耿定向尚未致仕时，就在其家乡不远处建立了天窝书院，致仕后又在天台山顶峰建一座天台书院，他的二弟耿定理在老宅的里许建钓台书屋。此后一些有功名的饱学之士和家境殷庶的宿儒耆老相互比附地建起了自己的书院、别业、社学等，都以建学馆、书院进行研经讲学，育子著说。之初这些学馆、书院在学术的研究上并没有什么突出进展，只是单一的独立的教育机构，即只有学堂性质。黄安的书院真正成为理学研究阵地，蜚声朝野是因李贽的到来，才使此地书院的研究学术风气大长，探讨儒家理学真缔而深入精辟，达到了高潮。

明万历九年（1581年），李贽从云南辞职来到黄安，住在好友耿定理家，一边撰写读史文章，一边教授耿家子弟。李贽倡导绝假纯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社会各界男女前往听讲，一时受到社会广泛地欢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在芝佛院致力于读书，讲学和著述，历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收入《童心说》《何心隐论》，同时与耿定向反复论辩理学学术，并撰写《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书答、杂述、读史短文和诗共六卷。他在与耿定向的论辩中，无情地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他十分尖锐地指斥那些打着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等宋代大理学家的理论幌子的道学家们，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这些人一旦当官得势，便以道家“圣人”自居，实质是一伙“欺世获利”，“心同商贾”，“志在穿窬”的奸商、小偷、强盗。是“口是心非，言清行浊”的品格低下之徒。

李贽的这些观点，耿定向断然难于接受。耿定向是位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文人，为官也很清正，任事也很中规。但在理学上却是完全形而上学的儒家卫士，而李贽是以人性的率真，批判式地继承，去伪存真地接受儒家学说，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二人友谊起源于万历五年（1577年）南京的一次愉快邂逅，在后，以三年的黄安天窝书院，钓台书屋，天台书院中的激烈争辩，终于反目背北而告终。

李、耿的黄安书院学术交锋，一时间引来全国许多文人学士若鹜趋驰，黄安书院热闹非凡，启动了黄安书院数量的增加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局面；二位理学、道学名家的学术论战，同时造成了李贽的《焚书》、《读焚书》、《藏书》、《续藏书》和耿定向的《先进遗风》、《耿天台文集》、《冰玉堂语录》、《硕辅宝鉴要览》以及耿定理《耿子庸言》等理学著作的产生和问世。这不仅仅是一种书院文化现象，算得上是诸子百家产生入世的春秋文化现象在一个县域的复苏。这里的书院是一种载体，是儒家文化，理学研究的一处地域性的思想革命，思辩文化的哲学进步。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与保守、固步自封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在这里、在书院交锋所溅起的光艳夺目的火花，给这里的书院注入了新的生命功能。自此后，黄安的书院乃至义学、社学、私塾等教育基地，秉承了儒理论辩的学术特征，而且影响深远，自明至清到民国时期，此风尚存。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篇的那个问题上来说事：为什么会出现两台疏？又由两台疏而引来建县设治一系列由书生士子到平民百姓，由地方呼吁到官场的联动，直至撼动明皇嘉靖应允，这不乏书院的教育功能。《四书五经》总序里有这样一段话：“‘孟子曾经说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意思是说，所谓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不是指的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指的有累世勋旧之臣（朱熹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乔木’代表的是包括高大树木在内的自然界，而‘世臣’则是代表了人及由人组成的社会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的文化传统。”那么在我的此文里提及制造两台疏的人，即李大夏、秦钺就是在这样的书院，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世臣。他们不忍心目睹天下苍生，因缺县治致使本地百姓惨遭流寇强梁的肆虐与蹂躏，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之抱负，冒天下之大不讳而致疏天朝，力举拟建县治。这是文人的作为，这是书院教育的杰作，而非是未受到儒理教育的愚盲流寇所能企及的事情。

为什么此地会产生出国共两党元勋、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董必武，铲除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力挽狂澜的国家主席李先念？为什么这里能暴发黄麻起义，诞生三支红色革命军队，和200多位开国将军呢？这就是明清以来书院文化的社会效果。正如李贽《焚书五卷、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中讲“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正是这朴素的唯物主义理学思想培养了几代乡间文化士人，随着时代的推移，到了董必武时代，又接受了先进的马列主义唯物辩论法，洞明时势，心怀天下，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推翻帝、官、封，创建新中国。书院，黄安的书院，具有文明历史先驱的明代书院，培养了这里杰出的人才。

其时，与董必武最早参加辛亥革命，后为国共两党元老人物在红安就有好几位，其中就有张国恩、陈逵九、潘怡如、郑位三等，这些人都在私塾、义学、书院读过书，接受儒家之学说，受理学之熏染。正是因为有李贽与耿定向现象，共产党与国民党，由主义的各执而带来立场的分野，阶级的分野。无疑董必武代表了先进的、开放的、唯物辩论的哲学思维，所以迅速地接受了马列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创办武汉中学，培养了革命火种，暴发了黄麻起义。这种地域文化思潮的分流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经几百年上千年的浸润、风化，深深地注入了民间，形成地域文化潮汐，这应算是李贽先生的功劳，在明代应叫李贽文化现象，或黄安书院现象。到了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时期，这里有董必武现象，即红色革命现象。红安的红色革命，其实质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文化理念选择在地域的反映。红安一场伟大的红色革命，率先是书院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董必武、郑位三等人，靠他们先知先觉，然后呼唤了早有不满现状的劳苦大众起来推翻陈旧的制度。笔者认为这种地域现象，应归结于书院文化教育结果，而黄安书院正是承接这种先驱文化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