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忠（1918.7.6—1992.10.9），湖北黄安（今红安）二程镇土门楼村周家院子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与淮海、渡江等诸多战役。建国后历任福州军区参谋长、通信兵部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先尽忠，后尽孝

周世忠，原名周诗忠，乳名海清。父亲周茂银老实敦厚，终日劳作却难以糊口；母亲李少青自幼被送到周家当童养媳，勤劳善良。为了活下去，周茂银带着年幼的次子周诗海前往汉口洋人烟厂做工，周世忠则由母亲李少青独自抚养，母子俩相依为命，靠着沿街贩卖油条、炸果维持生计。每天天不亮，李少青就挎起竹篮，带着年幼的周世忠走村串巷，从县城赊来油货，靠一点点差价勉强糊口。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十几文钱，遇上阴雨天或是荒年，油货卖不出去，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赔本。他跟着母亲捡麦穗、拾稻穗，帮村里的富人放牛，放牛时提心吊胆，生怕牛出了差错挨打、饿肚子。苦难的生活没有磨灭他的天性，反而让他变得格外懂事、坚韧，也让他深深体会到底层百姓的疾苦，渴望改变这黑暗的世道。

1930年，黄安县二程区成立苏维埃政府，周世忠的三叔周春山当选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年幼的周世忠天天跟在三叔身后，吵着要参加革命。不久后，乡苏维埃成立儿童团，周世忠在三叔的介绍下加入儿童团，还当上了童子团团长。没多久，周世忠又央求三叔：“三叔，我要当红军，我要跟着队伍走！”周春山经不住侄儿的软磨硬泡，只好答应为他写介绍信，还为他改名，把“诗忠”改成“世忠”。

得知儿子要参加红军的消息，母亲李少青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但仍选择支持儿子的决定。临行的早上，她挨家挨户凑了挂面和鸡蛋，给儿子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挂面——这是那个年代，一位母亲能给儿子最珍贵的送别礼。长长的面条，是母亲对儿子平安归来的期盼，是割舍不下的牵挂，更是支持儿子革命的决心。

从此，年少的周世忠辞别母亲，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革命之路。他不知道，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他更不知道，此后家中变故迭起，父亲在汉口染病离世，弟弟夭折在童工岗位，母亲一路辗转流落到武昌，在江边的茅棚里艰难度日。

1988年，周世忠将军重访天台山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周世忠南征北战，每一场战斗都冲锋在前，用鲜血践行着“世忠”的誓言。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家乡，想起母亲，那个在寒风中卖油条、含泪送他出征的身影，是他心中最柔软的牵挂。1953年，经刘伯承元帅批准，周世忠回到阔别20余年的家乡，可家中早已物是人非，父亲和弟弟早已离世，母亲杳无音信。他托遍乡亲邻里寻找，还在《武汉晚报》刊登寻母启事，坚信母亲一定还活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4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周世忠终于在武昌大岸咀的江边茅棚里，找到了流落多年、饱经沧桑的母亲。

将母亲接到南京住了大半年后，尽管周世忠和妻子十分尽孝，母亲还是不习惯荷枪实弹、紧张严肃的军营氛围，执意要回老家。周世忠尊重母亲的意愿，给家乡政府寄去500元，为母亲盖了两间瓦房，每月准时寄去生活费，无论工作多忙，都叮嘱妻子儿女常回家看望。1978年，李少青老人无疾而终。1992年10月9日，周世忠将军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临终前，他留下最后遗言：将一部分骨灰撒在母亲坟旁，生前尽忠，死后尽孝，永远陪伴母亲。

如今，红安二程镇周家院子，母亲坟前的两棵柏树郁郁葱葱，将军的骨灰就撒在柏树下，青山为伴，母子相依。

周世忠将军母亲坟前的柏树

红二十五军的小号兵

在红军的战斗序列里，司号员是最特殊、最危险的岗位。军号是指挥员的“喉舌”，号声就是冲锋的命令、坚守的信号、撤退的指令，每一场战斗，敌人的枪口最先瞄准的，都是司号员。周世忠刚参加红军时，因为年纪太小、个子太矮，差点被招募处淘汰，多亏乡苏维埃的介绍信，才被留在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当勤务员，一年后编入黄安县独立营当战士。营长见他机灵，让他留在身边当勤务兵，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红军战士，会在一场战斗中，用一把军号扭转战局。

1930年7月，独立营执行任务时，遭遇人数众多的反动民团。营长当即下令司号员吹冲锋号，可年轻的司号员第一次上战场，被密集的枪声吓得慌了神，无论怎么用力，都吹不响军号。敌人步步紧逼，形势万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世忠一把夺过军号，用尽全身力气吹响了冲锋号。号声虽然没有节奏，却响彻战场，红军战士们闻声奋起，冲向敌阵，一举击溃了反动民团。

战斗结束后，营长拍着周世忠的肩膀，高兴地说：“没想到你这小鬼还有两下子，往后，你就是咱们营的司号员！”从此，周世忠与军号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周世忠编入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225团当司号员，参加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他始终冲锋在第一线，军号不离身，哪里战斗最激烈，他的号声就响在哪里。因为年纪小，战友们都亲切地叫他“红小鬼”，可这个“红小鬼”却有着远超年龄的勇敢与机智。

1933年，红二十五军在河南固始县杨家楼遭遇反动民团土围子，土围子里有300多名地主武装，枪炮齐全，东北角的大炮楼死死压制着红军前进。营长组织突击小组爆破炮楼，前两组战士都壮烈牺牲，第三组也被敌人压制在洼坑里。眼看营长要亲自上阵，周世忠一把拉住营长：“营长，让我去！我个子小，利用坟丘掩护，能接近炮楼！”

营长看着眼前这个坚定的小鬼，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交给他一把驳壳枪、两颗手榴弹和一瓶煤油。周世忠借着地形掩护，悄悄摸到炮楼附近，腿部中弹后，他强忍剧痛，撕下衣襟勒住伤口，翻滚到炮楼下，将煤油泼在木门上点燃。大火熊熊燃烧，炮楼里的敌人乱作一团，红军趁势冲锋，一举拿下土围子。这场战斗，周世忠立下大功，成为部队里的小英雄。

1961年，周世忠（右二）在福州军区作战室

而让周世忠名垂红二十五军战史的，是1935年8月21日的甘肃泾川四坡村血战。当时，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徒涉汭河，山洪暴发，军直机关被阻隔在北岸，敌三十五师208团千余人突然袭来，红二十五军陷入背水作战的绝境。军政委吴焕先亲自带队冲锋，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全军将士悲愤填膺。

时任223团2营司号长的周世忠，身上挎着军号、大刀、盒子炮，红绸飘带被雨水打湿，紧紧贴在身上。听到吴焕先政委牺牲的消息，他双眼通红，怒火中烧。营长一声令下：“吹冲锋号！”周世忠鼓足全身力气，吹响了震天动地的冲锋号，号声里满是悲愤与决绝，红军战士们像潮水般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肉搏。混战中，周世忠看到一名骑白马的敌军官仓皇逃窜，他举枪射击，先击伤白马，再连发两枪，将敌军官击毙。上前查看时，他从敌人口袋里找到一枚铜质图章，上面刻着“马开基”三个字——正是国民党208团团长！马开基被击毙，敌军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成功掩护主力渡河，转危为安。

这场战斗，周世忠亲手击毙敌团长，立下赫赫战功，受到副军长徐海东的亲自表彰，还被奖励两块银元。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们回忆起当年，都说周世忠是“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的全能司号长，他的号声，是红军的士气，是胜利的信号。

通信兵的“贴心人”

1969年，周世忠调任军委通信兵部主任。通信兵是军队的“千里眼、顺风耳”，通信兵部肩负着全军通信建设的重任，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全军通信设施落后，基层台站条件艰苦，周世忠上任后，没有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第一时间深入基层，跑遍了全国深山老林、边陲海防的通信台站，把官兵的疾苦放在心上，把部队的建设扛在肩上。

他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哪里艰苦就往哪里去，哪里偏僻就往哪里跑。在偏远山区的通信团，他看到团部设在破旧的大庙里，官兵办公住宿条件极差，团里申请10万元经费改善条件，他当场拍板：“给20万，尽快建好团部，不能让官兵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随行的参谋拉他衣角，意思是10万就够，他小声说：“10万不够，买了房子还要整修，要为官兵着想。”

20世纪80年代初，周世忠（左四）、关广富（左一）、钱运录（左二）等陪同胡耀邦（左六）、乔石（左五）视察

他关心每一名基层官兵的生活：坑道里的女兵长期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工作，他亲自过问卫生用品和防护措施；机关食堂节假日只吃两餐，影响战士健康，他当即下令改为三餐；深山台站官兵生活条件恶劣，他多方协调，改善伙食、住房、医疗条件。他说：“官兵是部队的根基，我们当领导的，要把官兵的冷暖放在心上。”

在通信建设上，周世忠顶住重重压力，组织建设全军地下电缆通信网，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全军通信设备半导体小型化，让军队通信实现质的飞跃，为国防通信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军委通信兵部到武汉军区，周世忠始终把责任扛在肩，把人民放在心，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谋私利，不辱使命，用一生的行动，书写了一名共和国将军的忠诚与担当。

他12岁从军，把青春与热血献给祖国，身经百战，八次负伤，用生命践行“世忠”的誓言，最终魂归故里，用一生诠释“忠孝两全”的真谛；他心系基层，立足岗位创实绩，铁骨铮铮、务实为民，成为官兵心中最可敬的“铁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