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世家和求知好学铸就学术根基
冯天瑜（1942·2—2023·1），著名的历史文化学家。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城关镇金沙村冯家畈，成长于一个学风浓厚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冯永轩（1897—1979）是一位史学教授和历史考据学家，早年就读于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师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名家。母亲张秀宜（1901年至1971年）曾就读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院，还曾就读于黄埔军校（与赵一曼同学），赴苏联学习俄语，是典型的新知识女性。
这样的家庭环境为冯天瑜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小学三年级至高中期间（9岁至18岁），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宿舍，八年“驻馆”时间博览群书，从文学、历史到各类游记和地理书，他博闻强识，完成了知识积累。大学期间，他依然保持读书习惯，几乎将所有课余时间都用在图书馆。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冯永轩发现幼子冯天瑜对文史有强烈兴趣，便连续几个寒暑假给他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这段庭训对冯天瑜的学术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由泛览进而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逐步升堂入室，学术人生的转折就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这段庭训之间。”
1964年，冯天瑜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生物系，毕业后任教于武汉教师进修学院。1976年至1979年这一时期，他因曾撰写《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受到过毛泽东主席激赏，引起关注，被调到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
然而，冯天瑜的学术志向始终在历史研究领域。1979年，37岁的他毅然放弃行政工作，调入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任教，由生物专业转向心向往之的历史专业，专攻当时少人问津的文化史。他创建了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1994年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武汉大学，他陆续创立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一生培养了近50名硕士、博士。
学术成就（贡献）与理论创新
冯天瑜的学术研究聚焦于中国文化史，尤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贡献卓著。他的研究着重从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和中外文化互动等方向进行阐释发微。
三大理论创新
1.“文化生态”说，冯天瑜将文化生态系统概括为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三个方面，探讨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产生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和独立道路。2013年后，他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国文化生态论纲》中进一步提出文化生态四要素说：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
2.“文化元典”说：冯天瑜提出“中华元典精神”概念，从《诗经》《尚书》《周易》等中华元典中掘发出“循天道、尚人文”“通变易、守圜道”“重伦常、崇教化”等元典精神，并致力于揭示它们如何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
3.“历史文化语义学”：冯天瑜注重关键术语的生成演变研究，如《“封建”考论》一书对中国“封建”概念进行了全面梳理，厘清了这一术语的历史演变和误读。
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广博深厚，着重于中国文化史历程中的两个重要时段：一是先秦——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一是明清——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期。他抓住“轴心时代”来把握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脉络；抓住“文化转型期”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新变”的关键节点。
代表著作
他的代表作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等被誉为“新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集其学术之大成的《冯天瑜文存》共17卷20册，浩瀚近千万字。主要著作还有《“封建”考论》《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国文化生态论纲》《中华文明五千年》《周制与秦制》和《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辛亥革命首义史》（合著）等。
冯天瑜为学为师，惜时胜金、专注执着、淡泊达观，生活极其简朴，亦不奢恋财货。他对家传文物的态度更是体现了这种品格——冯天瑜家学深厚，父亲冯永轩毕生收藏了许多书画、钱币等文物。2018年12月，冯天瑜和其兄冯天瑾教授将数百件家藏珍贵文物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建立“冯氏捐藏馆”。他说：“文物是文化载体，不应降格为金钱的等价物！”。2020年他和家人还在家乡红安县金沙社区援建了“冯氏书屋”，他生前还亲自题写了展标：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冯天瑜长期致力于湖北地方史志研究和编撰，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贺觉非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他重视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尤其关注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荣誉与奖项
冯天瑜曾获多项荣誉，包括：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汤用彤学术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2019年，他荣获“汤用彤学术奖”，评委会的颁奖词写道：“先生处世，树德立言，以生态、元典之论，独秀前哲。考析华夏文脉，探究先贤渊源……荣膺此奖，当之无愧！”
2021年11月，冯天瑜获得湖北省最高人才荣誉——首届“湖北省杰出人才奖”。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是：“他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湖北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水平。”
学术遗产与社会影响
冯天瑜人生的最后10年，是一个学术爆发期。他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系统论的方法，综合诠释中华文化特质，以剖析中华文化的内在生成机制。
2022年底，即使在重症监护室的头两天，冯天瑜还在修改书稿。他潜心研究20年、在生命尽头以病房为书房写就的“关门之作”《周制与秦制》于2023年3月举行新书发布会，但作者已黯然缺席。
2023年1月12日，冯天瑜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终年81岁。他去世后，学界和媒体纷纷表达哀悼，称“痛失国宝级学者”。
几十年的史海探索后，冯天瑜这样总结他认为的中华文化最重要精义：“一个是自强不息，永远奋力前行；一个是厚德载物，包容万象。”这正是他一生学术追求和人格修养的写照。他倾心与历史“对话”，却绝不沉溺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始终秉持“修身以淑世”“文须有益于天下”的理念，并以一生践行之。晚年，他不顾身患重病，尽心竭力推动长江文化的传承弘扬发展，促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两届“大河对话”。
冯天瑜是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贡献不仅体现在丰富的著作和理论创新上，更体现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淡泊的人格魅力和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深切关怀上。他从生物学转向文化史研究，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系统论的方法，构建了中国文化史的整体架构，提出了“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等重要理论，为中国文化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中华民族正驾驭巨舟，升起云帆，在无垠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诞敷文德’。”《中国文化生成史》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位历史学家以一片赤诚丹心，对民族、对国家的深深祝愿，也是他学术人生的最好注脚。
冯永轩与冯天瑜父子，以百年接力守护中华文脉，他们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不仅镌刻在历史长河的卷册中，更通过文物捐赠与教育惠泽后世。一门两大家，既是家族的接力和延续，更是中华文明史和中国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的生动写照。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