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七十年代中期，公社的王社长，在我们生产队驻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社员家中吃派饭。吃派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地（主）、富（农）、反（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分子家中，不派饭。代饭的、全是苦大仇深出身的广大贫下中农。

这王社长，名叫王敬汉。本县二程公社人，因家离黄陂较近，半黄陂半红安口音，是土改干部。人品好，性格耿直，深受社员们爱戴。平时除了到区公所、公社开会，其余的时间就是住在生产队的里，一日三餐吃派饭，一家一天轮流转。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王社长来家里吃饭了，原因是他吃完饭走后，我们可以得到他给的一角二分钱和半斤粮票中的二分零花钱。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国家派来的大干部，来家吃饭是一件了不起的光荣事。那些“地、富、反、坏、右”家的孩子羡慕得不得了，我们一说“王社长今天在我们家吃饭”，他们就自感没面子地走开。

我的父亲原来在农业合作社里当过生产主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就没当了。但在生产队里依然是个“大头社员”，王社长有事爱同父亲商量。他每到我家吃饭，总爱用他那光光白白的大手掌摸摸我的头。并笑着说：“得，这家伙就是有点拐！”于是，我挣脱他的手掌，跑到门外远远地听着他和父亲说话。

他在我家吃饭，父亲总是不要他给钱和粮票。拉扯中他也假装把钱和粮票塞进了口袋，但在收拾碗筷的时候总能在菜碗底下发现那一角二分钱和半斤粮票。

有一次，他来我家吃完饭后，竟没有提钱和粮票的事，吃完就走。我在旁边似乎有点惋惜，父亲却有些心安理得，认为这次总算能送了一回人情。母亲还有点埋怨：这国家干部也搞“多吃多占”。等父母亲走后，我就在大桌子上，香案上翻找，结果在一个大茶盘底下找到了王社长给的那一角二分钱和半斤粮票。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个“背绿一角”的崭新票子和一个银晃晃的“钢镚儿”，那半斤粮票也是崭新的。

第二次，他来我家吃饭，父亲把他上次偷偷把钱放在茶盘底下的事说了，他只是爽朗的笑了几声。吃晚饭后，他说：“这次没领工资和粮票，下次一起给。”父亲说：“你一回没少，这次就不说了。”我们生产队有五十多户人家，轮一回也要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后，他在我家吃完饭，就在口袋里摸。我以为他把上次的忘记了，没想到，他给了八角钱和三斤粮票。父亲说：“要把就把这次的，上次就不把了。”他说：“这多的就给小家伙买糖吃。”父亲拗不过他，再也没说什么了。后来王社长调回老家了，全生产队的老老小小都舍不得他走。临走的那天父亲挑着他的行李送了老远，我跟在他们后面一路小跑。在村口，他转过身来，用他那白白、光光的手掌摸着我的头说：“小家伙，要好好读书。”

后来，我上中学了。一次在一个生产队“支农”。也是吃派饭，主人秦大妈见我们都是学生，饭后怎么也不收我们的饭钱。等她离开到厨房去的当儿，我也学着当年王社长的样儿，偷偷地把一角五分钱（这时国家规定每餐一角五分，粮票还是半斤）和半斤粮票压在秦大妈家的茶盘底下，与我一同吃饭的五六个同学也照着做。

这些事虽然过去了近四十年，但我怎么也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