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的晨雾总爱攀着老屋的檐角游荡，父亲那张用身份证照片裱糊的遗像靠在中堂，镜框泛着青灰色的光，像是凝结了七十余年山风冷月的叹息。我时常望着那抹褪色的蓝布衫出神，恍惚间又看见他佝偻的脊背，在早春的冻土里刨食的模样。那些被岁月揉碎的细节，总在暮色漫过山梁时，顺着铜锣的余韵涌上心头。

1959年的谷雨，霉味浸透了生产队的牛棚。12岁的父亲套上轭具时，瘦削的肩胛骨嶙峋地支棱着，像极了屋后倔强的山脊。老黄牛浑浊的泪珠砸在夯土地面，和着他脊梁上沁出的血水，在泥里洇出暗红的花。会计在记分簿上画下歪扭的“正”字，说这娃子能顶半个劳力了。那年腊月，水库工地的朔风卷着冰碴，父亲补丁摞补丁的裤管灌满倒春寒，挑着百斤黄土在冰面上打滑。脚踝被冰凌割出的血痕凝成绛紫色的痂，像极了奶奶临终前攥在枕边的红头绳。

除夕的米缸见了底，五个弟妹蜷在草席上，像窝挨饿的雏鸟。父亲把公社发的救济粮捏成五个拳头大的饭团，自己嚼着咸菜疙瘩听胃袋发出空洞的鸣响。月光漫过漏风的窗棂时，他摸黑去后山挖观音土，冻土里的碎石像饿狼的獠牙，生生啃去了他半截指甲。那年正月初一的晨光里，弟妹们枕着饱腹的梦酣睡，父亲蜷在灶膛边，用染血的布条裹住肿胀的手指。

1975年的党徽别在补丁蓝布衫上，比盛夏的日头还灼人。父亲领着社员们挑塘泥那日，北风刮得人睁不开眼，寒霜还凝在枯荷梗上。他褪去棉裤跃进冰塘的瞬间，水面腾起的白雾模糊了所有人的眼。我永远记得那声冰面碎裂的脆响，像极了过年时掰开冻梨的声音。后来他总在结冰的窗花前出神，膝盖上两块暗红的疤，在煤油灯下泛着釉色，像两枚永不褪色的勋章。

腊月里母亲攥着空米缸抹泪时，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查账的镇干部翻烂了账本，最后盯着父亲贴补队里的三元九分钱红了眼眶——那是他背着我们熬了三个通宵，帮邻村背石条攒下的私房钱。那天夜里，父亲蹲在门槛上搓着冻裂的手掌：“公家的便宜，沾不得。”月光漏过他指缝间的老茧，在地上洒落星星点点的银屑。

生产队的铜锣总在黎明前响起，父亲敲锣的节奏带着奇异的韵律。他教我们辨认二十四节气，说惊蛰的雷要敲得脆，清明的雨要敲得绵。芒种的锣声得带汗味儿，白露的调子要掺着桂花香。红白喜事的席面上，他的锣声能压住唢呐的悲喜，乡亲们说那声响里掺着土地公的叹息。有回孤寡老人——“大脖子婆婆”出殡，他守灵守了整宿，把纸钱叠得方方正正：“黄泉路上不能短了盘缠。”

包产到户的春雷炸响时，父亲开荒的镐头已经磨短了三寸。他总能在霜降前把红薯码成金色的长城，秋阳下弯腰收割的身影仿佛永不疲倦的镰刀。我们姊妹的学费藏在腌菜坛底，裹着三层油纸的书本钱，浸着酸菜特有的沉郁香气。那年哥哥拔虎牙耽误课程想休学，父亲就着月光给学校翻地，锄头碰在石头上迸出的火花，落进我年少的心底成了星辰。

记得他走四十里山路去看二姐的对象，回来时布鞋底磨穿了洞。月光浸透的窗纸下，父亲从怀里掏出没舍得吃的喜糖，糖纸上的囍字被体温焐得发亮。他咧着缺牙的嘴笑：“后生实诚，就是裤脚沾的泥巴少了些。”第二天清晨，我看见他蹲在檐下补鞋，脚底板粘着的枯叶里渗着暗红的血渍。

这些年我总梦见老屋后的荒坡，父亲佝偻的脊梁在新翻的泥土间起伏。那些他背着我们偷偷咽下的红薯叶，那些深夜里拨动的算盘珠子，那些在锣声里醒来的黎明，都化作了大别山绵延的雾霭。

如今我站在新居后山，看暮色漫过父亲开垦的梯田。夕阳把漫山松涛染成铜锣的色泽，叮叮当当的，像极了那些艰难而明亮的岁月。山风掠过自留地的红薯藤，沙沙声里恍惚又听见父亲的说教：“做人要像秧苗，扎得深才立得直。”这话，他当年说给新党员听时，眼睛比祠堂里的长明灯还亮。

今夜大别山又起雾了，青灰色的雾霭攀着老屋的梁柱游走，像极了父亲敲完最后一声铜锣时，消散在晨光里的白雾。供桌上的瓷碗突然“叮”地轻响，震得遗像微微颤动——或许是他又惦记着，要给黄泉路上的乡亲捎些盘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