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哪一个县如此将星闪耀。

从指挥包座战役的李先念到奇袭阳明堡的陈锡联，从沙家浜中的刘飞到塔山阻击战里的胡奇才，从统领海南岛战役的韩先楚到运筹上甘岭战役的秦基伟……这里诞生了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223位将军，星火漫天。

从来没有哪一个县如此举足轻重。

从“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到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从红25军、红28军的重建地到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共和国以“红”命名褒奖的县，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例。

她，就是红安。

10月13日，伴着“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歌谣，“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湖北站采访团走进红安。

红安，武昌之北，大别之南。历史上两次由黄安改名而成，皆为表彰当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

位于七里坪镇檀树岗村的红二十五军重建地纪念碑。

七里坪的倒水河畔，一座庄严的纪念碑静静矗立，上面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重建地。

“小小七里坪，家家有烈士，村村有将军。”檀树岗村村支书来德用说。

在军史上，对于红25军是这样评价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打不烂、摧不垮，一往无前的部队。”部队指挥员带头挥刀在一线冲杀，是这支部队常见的现象。

1934年11月，红25军在独树镇突遭敌两个师追堵，部队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率领下，红军将士们奋不顾身冲上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副军长徐海东在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他醒后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军长程子华直到逝世前，仍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事。他那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描述的“爪子似的伤残的手”，正是长征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

一支军队的指挥员视死如归、身先士卒，他的士兵必会无所畏惧、向死而生。

先辈们的鲜血将黄安染成了今天的红安，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红安之红，浓烈得像红色黏土般成团成块。

“长征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卓越……都让后人看得清清楚楚。”罗援将军曾撰文写到。

1938年，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长征结束之后投靠国民党。叛逃时，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竟然带不走一名红军战士，就连与自己形影不离的警卫员也不愿跟从。此后他向红四方面军旧部进行招降，但没有一兵一卒响应，连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怒斥张国焘无用。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红军战士对党如此赤诚？

在红安革命纪念园黑色的英烈墙上，在七里坪长胜街深深的街巷里，我找到了答案。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为了革命胜利，红安儿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每3个红军战士中就有1个是红安人，每4个牺牲的红军战士中，就有一名是红安籍。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

黑色的纪念墙上，镌刻着22552个白色的名字，李维坤、李维凯、李维典、李维寿、李维达……而更多无名烈士的名字，则浓缩在大大的“140000”里面。

“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500多年前，明代诗人徐祯卿在夜雨江汉的旅途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当年的红军用信仰给出了答案。

红军所经历的苦难，如炼狱之熬煎，烈焰之涅槃。“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推翻两千年来停留不前的伦理体制和政治制度。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美国学者威廉·莫尔伍德为之惊叹。

血脉相连中，我们与先辈们在这里一前一后抵达。

长胜街门楼。

过去，我对红安的印象只停留在电视剧《铁血红安》以及从资料中得知的“中国第一将军县”。到达那天，一场雨不期而至，雨中的红安安静而肃穆。从黄安到红安，它见证了曾经的革命痕迹，也见证着一代代历史变迁。

柏拉图曾说：我们若凭信仰而战斗，就有双重的武装。

长征中，红25军创下了不朽功绩：它是几支长征队伍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成为长征先锋；它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增员的中国工农红军；它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

站在街口，回望那一支赤胆忠诚的年轻队伍，雨水模糊了视线。我无法想象当年那群远征的人是怎样践行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诺言，无法想象那群年轻人是带着怎样的人生理想踏上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更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以烈士之血和“铁脚板”打开了一条北上并落脚陕甘宁的道路。他们要走的路是那么的长，要爬的山是那么的多，要渡的河是那么的宽……

穿过戎马倥偬的时空隧道，看着在纪念园里拉练的空军学员，我意识到，那支赤胆忠诚的年轻队伍如今化身在这里，成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为苦难，所以珍惜。

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

红安，我来过，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