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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黄安县的那些事
发布时间:2022-08-11 21:31    作者:来德胜    来源: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


在藏友的帮助下,笔者收藏了一张民国十八年黄安县征集清乡经费总公所印发的票券,幅长13厘米、宽7.5厘米,正面图案内容包括:中上部位是发行单位“黄安縣徵集清郷經费總公所”编号O12543,呈左右双编号分布,面值“憑票兑换铜元壹串文”居中(民国时期黄安县壹串文就是1000文),时间是“中华民国十八年”,两边分别是塔式楼阁、亭台水榭图案,四角各一大写“壹”字,主体颜色为枣红色。背面图案内容包括:文字说明,“一本券係十足兑现不准折扣,一本券准完本县钱粮正杂各税,一本券限十八年底一律收回”,中间一方红印,印文是“黄安縣徵集清郷經费總公所”,四角分布“信實通商”四个大字,颜色为草绿色。很明显,该券是地方临时性货币,是1929年黄安县国民党县级政权发行的票券,特别是上面的“征集清乡经费”说明了它的作用和目的。


在反复研究这张票券的同时,引发笔者对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黄安县那段历史深入了解——

一首红色的革命歌谣

在《红安县革命歌谣选》(红安县革命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1页反“围剿”歌中,有这样一首歌——

《民国十八春》

民国十八春,革命取了胜,工农群众都觉醒。

到处闹革命,要把土地分,打倒土豪和劣绅。

土劣不死心,镇压革命人,运用金钱搬匪军。

北撤李克邦,南撤夏斗寅,搬来二匪杀穷人。

匪军进黄安,杀人不眨眼,刺刀捅来铁丝穿。

群众跑进山,两眼泪不干,远望家乡冒浓烟。

房屋烧干尽,又烧那谷墩,实行“三光”下绝情。

妻把丈夫叫,这样怎得了,一家老小何处逃?

丈夫说得好,我妻莫心焦,红军会将敌灭掉。

穷人要齐心,扭成一股劲,铲除土豪和劣绅。

夺取政权来,建立苏维埃,革命胜利幸福来。

歌谣后面有这样一段说明:这首歌用“茶山调”演唱,黄安各地均有流传,但歌词不一。县北与河南交界的地方有的唱“民国十八春,光山把党兴”,其他地方则唱“到处把党兴”、“革命取了胜”……这首歌反映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边区根据地进行“会剿”的情况。

这187个字以歌谣的形式记载着1929年黄安县的一段历史。那一年,因为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疯狂残酷的压迫剥削、屠杀掠夺,使得黄安这块土地上的群众,耕无地、居无房、食无粮、用无钱、活无路,唯有紧跟共产党、拿枪干革命、建立苏维埃。  这张民国十八年黄安县征集清乡经费总公所印发的票券,原则上不是真正的钱币,它只是一张空头支票。黄安县官绅的残酷搜刮,农村已是民不聊生。土豪劣绅的大部分浮财被革命队伍分给了群众,想请反动军队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没有足够的钱粮是做不到的。于是这些官绅就挖空心思,发行这种票券充当钱币,来购买老百姓的粮食做反动军队的军粮。但是,这种票券在流氓政府、流氓匪军、土豪劣绅横行的年代,就是废纸。所以说这种票券正是这首歌谣所述的:“土劣不死心,镇压革命人,运用金钱搬匪军。”的物证,也是反动派横征暴敛、明抢暗夺强盗行径的物证。

在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1929年9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政治经济、群运、党务、军事情况及对中央的请求》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从实际经验中,歌谣的宣传效果最好,因为群众识字者最少,文章又深奥难懂,农民最喜欢唱歌,赤色区域内所有农民都唱革命歌,妇女小孩没有一个不记得一、二首革命歌,所编的歌词甚多,大都是下面的同志编写,然后由上级的同志修改。由此可知,这种老调新词的革命歌谣就是共产党传播革命思想的主要方式。

《民国十八春》这首歌谣像革命火种一样,在黄安县,乃至鄂豫皖苏区传播!传播!字字句句,深深镌刻在脑海,铭记在心里。

三次敌人残酷的“会剿”

1929年4月,蒋、桂军阀混战结束,蒋介石控制湖北和河南南部。从1929年6月至10月间,纠集大于红军数倍或数十倍的兵力,先后对鄂豫边发动三次“会剿”。

第一次“罗李会剿”。6月26日,国民党罗霖独立第四旅两个团,分别从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国民党驻潢川、光山李克邦暂编第二旅一个营纠集光山红枪会数千人,由北向南堵截;国民党驻麻城夏斗寅第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地主武装,由东南向西北配合。妄图在黄麻光根据地围歼红军三十一师。鄂东北特委采取避强就弱方针,在根据地群众的配合下,红三十一师与敌李克邦部连续5战,大胜3次,毙敌百余人,缴枪40余支。敌罗霖部在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地,受到广大群众和赤卫队的广泛袭扰,只好龟缩到河口、七里坪、黄安城、麻城等城镇。“罗李会剿”遂被粉碎。

第二次“鄂豫会剿”。8月中旬,由蒋介石嫡系第一师师长刘峙组织鄂、豫两省反动军队,对鄂豫边发动第二次会剿。国民党夏斗寅第十三师全部兵力分两路由南而北、由西而东进攻鄂豫边;李克邦部和商城民团顾敬之部,由北而南堵击;皖西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由东而西配合行动。夏斗寅第十三师进入根据地后,遭到红军和赤卫队的不断打击。红三十一师先后在白沙关、顺河、磨角楼与敌作战,由于敌军势众,在内线作战不利,遂向麻城北部转移,在八字门楼与红三十二师会合。敌人见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便组织反动武装进行疯狂的分区“清乡”、“搜剿”、清查户口、诱迫镇压群众,妄图彻底摧毁根据地。党领导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空室清野。赤卫队密布山林,到处袭扰敌人。“红旗红枪弥山皆是”,枪声人声昼夜不绝,敌军每到一地,便陷于“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的境地。

在长达40多天的第二次反“会剿”斗争中,广大军民配合红军反“会剿”,拖住国民党军1个旅,挫败其在境内的“清剿”。敌在根据地内之“清乡”、“搜剿”计划破产,其所谓后方受到震慑。黄安、麻城南部和黄陂、孝感北部的游击队十分活跃,割电线、袭据点、捕捉敌之零散人员,使敌受到很大威胁。当年9月下旬,敌军各部不得不退守根据地边沿各个据点。“鄂豫会剿”被粉碎。

第三次“徐夏会剿”。当年10月初,驻河南信阳国民党徐源泉第四十八师两个团,进驻罗山、光山,湖北境内夏斗寅第十三师,对鄂豫边区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先后侵占宣化店、陡沙河、二道河、黄安北。红三十一师集中兵力准备在黄安、光山边境伺机打击敌人。那时,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军阀混战发生,国民党徐源泉第四十八师两个团调往信阳,夏斗寅第十三师调往京汉线,“徐夏会剿”遂告破产。

1929年6月至10月的三次“会剿”中,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了群众,巩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红军、地方武装、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进行了广泛的群众游击战、袭扰战,歼灭了敌人不少的正规部队,尤其是歼灭了大量的民团,截至1929年9月,黄安县境内只剩下100多人的民团,只得依附国民党军队,不敢单独驻扎出战。

在反“会剿”的斗争中,根据地军民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提振了革命信心,提高了军事战斗力,壮大了革命队伍。到1929年底,根据地各县建立了赤卫队、常备队、预备队,红三十一师红军人数由近400人发展到700余人。

一件又一件的革命大事

组织政权建设方面

1929年2月3日,豫东南特委将商南党组织委托鄂东北特委领导,鄂东北特委把商城南部、罗田北部、麻城东北部划为商罗麻特别区,成立特别区委,徐子清任书记。

5月,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及红三十一师师委的第一次联席会议,改组鄂东特委为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

5月初,红十一军军长吴光浩在赴商南途中牺牲。

5月30日,召开了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及红三十一师师委的第二次联席会议,并于6月9日通过了8个决议案。

6月上旬,徐向前到达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今属新县),会见鄂东北特委徐朋人,徐向前任红三十一师师长,此时正值“罗李会剿’开始。

9月,党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等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鄂东北特委改为鄂豫边特委。

11月20日,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军事问题、群众运动、宣教问题、共青团和青年运动、救济问题等9个决议,选举了徐朋人、徐向前、王平章、徐宝珊等9人为特委委员,郑新民、张心灼等5人为候补委员,徐朋人为特委书记,并决定建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

12月27日至29日,在光山南部细吴家召开了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边最高革命政权--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曹学楷当选为主席,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外交、土地、财政、经济、文化、肃反7个委员会,徐向前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通过《革命委员会政纲》《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发表《告边区民众书》《告红军书》《慰问红军家属书》。

武装建设方面

1928年7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师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全师约120余人。

1929年5月6日,发动商南起义。5月9日,在斑竹园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徐其虚任党代表,全师共100余人枪,这是鄂豫边界地区的第二支红军。

1929年11月,发动六霍起义。1930年1月20日,成立红三十三师,师长是徐百川,政治部主任姜镜堂,全师200余人。这是鄂豫边界地区的第三支红军。

紧跟党走的革命群众

因为白军经常骚扰、抢掠粮食,造成群众粮食困难、没有米饭可吃,主要吃麦粥,许多耕牛被杀,农具房屋被烧,无法正常生活,所以农民对土地和房屋的渴望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动力。他们一方面强烈要求武装自卫,保护红色区域不受侵犯;一方面对土地和政权有着迫切的要求,所以根据地的群众自发地参加武装斗争、袭扰敌人。

当时敌第十三师团长叶蓬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写道:“黄安七、紫两区及光山观音保、柴山保、天台山,方圆二百余里,民众完全赤化。小部军队到着境内,则红军、赤卫队与匪民众群起而攻,四面受敌;大部军队到着境内,或略事抵抗,数十里内逃窜一空,粮食、牲畜、衣物一并带走。军队每到一地,宿营无地,采买莫由,问路无人。驻屯,则所守之境土为空地,保护谁来?宣传,则所发之文告为虚纸,警劝谁去?清乡,则无户口可查;自卫,则无人可组;若云自首,其来归者绝无一人……红军数十百里外,任何僻路山口,任何时间均布遍匪民站岗,先以枪炮代报告,信炮遽传,一二小时传达数十里乃至百里,白昼兼用旗号,军队来则一旗倒,数十里内之旗遽倒。军队纵若何努力,疲于奔命,亦不能奏灭之功。”

反动敌人残酷的压迫、掠夺、杀戮,逼迫广大的农民群众奋起反抗、自我解放,在一次又一次生与死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党政军民的血肉联系。

岁月匆匆,那段艰苦奋斗早已成为大别山的红色记忆。这张票券见证了一个道理:金钱既买不了民心,也救不了腐朽的政权。这首歌谣传唱一段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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