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记录这一光辉历程，从2月18日起，农民日报连续推出《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摆脱绝对贫困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高高树起的不朽丰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经过8年持续奋斗，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为见证、记录这一伟大历程，农民日报派出30余名骨干记者，深入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蹲点采访，把镜头对准深贫地区，把笔触聚焦战贫一线，充分展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领人民实干苦干、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深情讲述贫困群众自强不息、奋力战贫的感人故事，努力呈现全体人民共襄盛世、同享荣光的美好图景。

这组系列报道共有14篇，充分运用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将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全景再现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波澜壮阔的减贫历程，深情书写中华民族脱贫奔小康的伟大史诗。

【《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

大别山区篇：再跃大别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白锋哲 巩淑云

【导读】

曾几何时，这里烽火硝烟，沧桑变幻，风云际会，将星耀眼。革命战争的壮怀激烈，从苍苍大别山中奔腾而过。回望历史，有一种记忆，叫革命；脱贫路上，有一种携手，是老区。

在这人口密度最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区，似乎每个人都抱持着一种看似平凡的英雄主义——战洪水，争命运，淬出了茶香，托举起梦想……不屈的底色，是老区大山人民的品格。

传说，大别山原叫“大鳖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把灵霄宝殿的神鳖打下天宫形成的山脉。庞然大物，岿然不动，头顶黄河，尾抵长江，淮河在它身上编织着细密的纹理。

苍苍大山，滚滚流水，山水如画。

七仙女下凡，眷恋着爱人与人间奇景，便永久与天庭作别。从此，“大鳖山”更作“大别山”。

传说奇幻而美丽，但大别山的历史却是激荡的，底色是苍凉的。

崇山峻岭巍峨连绵，浅山低岗草木葱茏，河网密集自成屏障，大别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吴王楚王曾在这片大地燃起硝烟，炼尽铁剑锋芒。“八月桂花遍地开”从黄麻起义唱遍光辉灿烂新世界，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然而，革命战争在这片大地上留下无限光荣与壮烈的一笔，但昔日的荣光没能完全改变战争留下的创伤和老区山穷水困的现实。

虽雄踞鄂豫皖，贯穿南北，承东启西，处在中原经济带、皖江城市带和武汉城市圈的交汇带，是粮食主产区，但十年之前，扶贫标准以下的农村人口尚有236.8万，占全国扶贫对象总数的8.8%，是人口密度最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区。

河流交织，水患不断。

“我家住在淮呀河旁，

哎呀嗨呦，

淮河旁……”

这是被称为“天下独一戏”的大别山区嗨子戏中的唱词。多用“嗨”字起腔，唱词中多“哎”“呦”等感叹词的戏曲，一唱三叹、唱叹回环，哀叹着新中国成立前淮河边上百姓在洪水中的呼号和悲恸，也哀叹着几经流散、几经重生的沧海桑田。

山野林莽，穷困闭塞。

满眼是岭，石头绊脚，茅草割颈，大别山绵延6.7万平方公里，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诗仙曾慨叹“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此山大别于他山也！”大别山人则说“出门便爬坡，吃粮靠肩驼，农闲背被儿，男儿难娶婆”。

回望大别山，“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后，红旗就从未在大别山区倒下，先后有200余万大别山人民参军参战，100余万英雄儿女壮烈牺牲。行走大别山，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

逢山开山，遇水治水……几十年来，战胜贫穷，成为英雄的大别山人新的战争。

保卫·家

1915年5月，小麦未脱粒，突降大雨，损失惨重。

1921年夏、秋，大雨成灾，河水猛涨，庄稼淹尽，房舍倒塌，人畜伤亡惨重。

1940年6月至7月，大雨成灾，湾区秋禾无收。

1945年6月至7月，洪水漫堤；1950年6月下旬，大水，洪集圩堤淹没，淮堤决口。

……

翻开安徽省阜南县志，洪水，像一只在阜南历史中狰狞肆意的猛兽。

农民说，淹了淮河湾，塌了半拉天。

农民说，乡里老头不怕鬼，就怕七月十五一场水。

农民还说，八月蛤蟆叫，小麦种两道，不是打嵖巴，就是拉泥条。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1年，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位于阜南的王家坝水利枢纽工程应声而起。

对阜南人来说，这座“千里淮河第一闸”的修建，意味着它背后183平方公里的大地成了蒙洼蓄洪区，也就意味着大水来时，蓄洪区将作为“临时肾脏”牺牲自我，上保中原粮仓、下保鱼米之乡。

为什么要蓄洪？千里淮河出桐柏，行至皖豫两省三县交界处，100多条支流汇入，360公里的河道落差170多米。然而下游的640公里狭窄弯曲，落差仅为22米。

上游一泻千里，下游水位顶托，一旦水满必须开闸，蒙洼蓄洪区就成了承装这些水的“口袋”。

紧急！2020年7月19日晚7时，王家坝水位距离保证水位仅0.21米。蓄洪区内4个镇2000多位村民在7个多小时内，开始了生死转移。

电影《王家坝》真实反映了2003年蓄洪时惊心动魄的场景：15.2万人必须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生活用品、农资化肥等全部装上架子车、农用车、拖拉机，人们赶着牛羊，逃难般互相拉扯着往前走。

千钧一发的避洪转移一结束，昔日的家园就留在了村民汩汩的眼泪里，淹没在滔滔洪水中。

“7个小时，每一秒都是衔接的。”郜台乡党委副书记刘晓妮所在的乡是此次蓄洪中需转移人数最多的乡镇，共1162人。

“再怎么紧急，农户没想到的你得替他想到了，他没提的你要主动提出来。你主动找他一次，抵得上他来找你十次。”

进入主汛期后，乡里就开始组织干部群众在淮河大堤上巡堤查险，刘晓妮在风吹日晒中已经成了黑炭。鸡鸭牛羊得赶到堤坝上，要给小牛搭帐篷，草料也得弄上来，还要给农户搭建临时工厂，因为“柳编之乡”的柳编不能停……

7小时生死时速，7小时生命转移。

7月20日上午8点32分，王家坝13孔闸门顺次打开，历时76小时后，相当于26个杭州西湖的水流进蓄洪区，4个乡镇一片泽国，蓄洪区光荣完成了第16次蓄洪任务。

大家说，英雄的安徽，谢谢你扛下了所有。

革命时期，大别山人“最后一把米，拿去当军粮，最后一块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儿，送去上战场”。和平年代，大别山人依旧舍小家为大家、舍局部顾全局。

在大别山区，像这样的蓄洪滞洪区，就有10个。

蓄洪苦吗？苦！但是阜南人依然说：“天下走遍，不如淮河两岸”。洪水蓄了泄，泄了蓄，蓄洪区的人们还是执着地守着家园。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与洪水的抗争，蓄洪区老百姓不再那么苦了。庄台和保庄圩是蓄洪区人民与洪水作斗争而激发出来的智慧结晶。庄台像一个倒扣的盆，人们平时就在盆底生活，蓄水以后庄台就成了一座“希望之岛”。保庄圩则是将这只盆正放，水被阻挡在盆外，在盆里的人宛若乘着一艘“诺亚方舟”。

经过这些年的加固和重建，相比2003年的大转移，4个乡镇的十几万人，早已长期安然地生活在一座座“岛”里，一艘艘“船”中。

汪洋泽国褪去，在郜台乡刘店村的前台，庄台上典型的锯齿状房屋干净整洁地排列，村民们跟刘乡长嘻嘻哈哈地打着招呼。若不是看到洪水在庄台壁上留下的印迹，很难想象这里曾遭洪水侵袭。

洪水在庄台文化墙上留下了印记。

前台南邻淮河故道，刘邓大军曾两次从此渡河，农户们曾卸下门板为军队做浮桥，这是座地地道道的红色庄台。

庄台壁上的洪水痕迹，文化墙上的红色历史，风云流转，沧桑变幻。

坐上刘晓妮的车离开前台，这绝对是我们坐过的最粉嫩的车——从坐垫、脚垫到装饰，目之所及，全是粉色图案和毛茸茸的玩具。谁能想到，这台粉嫩可爱的车，有时会拉满乡亲们的鸡，被她给“代购”到城里去。谁又能想到，以前“郜台郜台，干部不来”，由于太偏远，为了送个材料，刘晓妮经常搭拉沙的车、拉牛的车，急得直哭。

风风火火的刘晓妮是瘦高个，前脚还在严肃地处理各种问题，钻进车里后，又跟着音乐唱了起来。在她的歌声里，田野边柳树荡漾，连空气都被照出有轮廓感的云隙光。水过风平后，想起她说的那句话——不论经历多大困难，一切都会过去，白鹭依然飞起……

2020年是不太平的，对大别山尤其如此。抗洪之前，大别山才刚从抗“疫”中走出来。

上世纪20年代，黄麻起义第一枪打响，在铜锣声中，红安人民抛头颅洒热血。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铜锣声再次在红安大地响起。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黄安谣》里的黄安，就是现在的湖北省红安县。红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中，红安县牺牲了14万英雄儿女，孕育了200多名将军，“中国第一将军县”将星闪耀。

红安的红，是烈士鲜血、党旗和军旗赋予她的颜色。

红安距离武汉不足百公里，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时，红安县有两三千人奋不顾身星夜驰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为整整齐齐投入到火神山建设中的红安县向家5兄弟雕塑，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红安人，在危急时刻用行动再次诠释了什么是“朴诚勇毅，不胜不休”。

因为离武汉近，红安县也是疫情重灾区。在这场战役中，对永佳河镇罗田村55岁的村民吴友元来说，众多个日日夜夜都紧张万分。

老吴刚结婚时特别穷，为了生存，他和爱人总得出去给人家装修，刚出生的儿子就一直关在屋子里。因为长时间受光照刺激，老吴的儿子眼睛出了问题，智力发育也不是很正常，后来勉强讨了个媳妇，孙子出生后也三天两头生病。

“我一家三个残疾人，东倒西歪的，莫得办法……”不知道有多少人像老吴一样，用他们的半生，煎熬着咀嚼当年贫穷留下的艰涩。老吴身后的墙上，贴着一片片有浮雕的精美瓷砖，这是干过装修的他用手艺给这个家的用心和体面。

和平年代的英雄主义，就是这些普通人饱尝生活的苦涩后，依然一往无前地继续生活。

2015年，获得养牛补助和自主创业小额贴息贷款后，在全村帮助下，老吴开始了他的养牛事业。

雨后初霁，秋日的山坡上黄绿相间，水泊像是嵌在山里的明珠，雨水在草叶上滚动。远处，水汽缭绕中，老吴的儿子边放牛边心无旁骛地看着手机，几十头牛在他身边自在地吃着草。如若暂时忘记他的身体状况，眼前的场景，就是一幅美丽的烟雨牧牛图。

回想起疫情期间的经历，老吴仍对罗田村第一书记陈世权心存感激。在冬季，山上的草枯尽后，牛要吃孝感市一家草料场的草料。正是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候，每个湾都封闭式管理，何况黄冈之外的孝感？草料那边运不出，这边进不来，眼看仅剩三天的存货，急得老吴团团转。

哪里才能找到大宗饲料呢？从镇农业服务中心到村里做第一书记的陈世权，利用长期搞农业的积累，紧急通过各种渠道发布信息。其实他已做好向县防疫指挥部报告的准备，红安找不到，就只能到外县找饲料。万幸，隔壁八里湾镇还有一些。

饲料找到了，怎么才能运回来？彼时罗田村可是“重灾区”，有200多位从外地务工回来的返乡者，从武汉回来的就有154人！两个镇不敢贸然打开关口，也没人敢冒险去拉饲料。一边是防疫要求，一边是贫困户的生存，哪边都容不得半点闪失！陈世权当即拍板：“牛是老吴一家的全部希望，出了什么事，我担着！”

像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陈世权如运筹帷幄的将军，周密部署方案、联系驾驶人员、沟通运输细节、司机全副武装、做最严格防护……最终，草料被安全及时运回，牛有吃的了，老吴解困了。

熟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吴的孙子突然抽搐起来！情况紧急，必须立马把孩子送到县城医院用特定药物治疗。然而到县城去，到处是卡口不说，还必须先到当地卫生院进行初步检查，开出证明，拿到通行证才行。陈世权立马多方面同时联系，从检查到过各个卡口步步紧盯，为孩子赢得了时间。

在这场特殊的战役中，老吴所陷入的困境和得到的帮助，仿佛是他浓缩的一生写照，苦涩又充满希望。红安不止一个老吴，不止一个陈书记，无数身处困顿而可敬可爱的人，在这片土地上不可战胜地生存着、守卫着。

在大别山南麓的红安，从七里坪到八里湾，倒水河贯穿县域南北全境，与举水、巴水、浠水、蕲水，一同勾勒出鄂东大地不屈的地理图景，也一同哺育着这片热土上的千万家园。正如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太阳最红》中所说：“楚王在这片土地上试尽了铁剑的锋芒，吴王在这片土地上燃尽了战火的硝烟，铁剑的锋芒和战火的硝烟合着五条河里的水，煮出了五水之间历代圣灵不屈命运的性格和灵魂。”

守望·山

老一辈大别山人说：“饿死不离大别山。”绿水青山是大别山给山民的眷顾，守护她，是大别山人对山的回馈。然而，“轻风牵衣袖，一步一回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闭塞而不得不走出大山，在外奉献着青春和力气，源源不断。

在大别山脉与淮河河网一同编织的这片大地上，人们经历着万千离合与悲欢。

贫穷的表现似乎尽是相似，而不幸的生活各有各的不幸。不幸之中，丧子之痛最为椎心泣血，对老董是，对老陈和他的弟弟亦如是。

“老董一顿能吃6个馒头加6碗面条。”“老董一天要喝两箱啤酒。”“贫困户老董现在已经是‘董百万’了。”

饭量大、酒量大、能量大，越挫越勇，像个不可战胜的老兵。阜南县会龙镇闫庙村老董的鼎鼎大名，早就在各个乡镇成了传奇。

1953年出生的老董，改革开放之初就在镇上建了座占地20亩、有2门吊窑的砖厂，第一个在村里盖起了二层小楼。然而正准备接着大干一场的时候，1983年的一场洪水冲走了100多万块砖坯，冲来了几十万元巨债。

大别山人不当孬种。为了还债，老董憋着一口气跑到北京收废品，逐步拉起一支20多人的队伍，慢慢把债还清，渐渐东山再起。

然而人生就是这么莫测，战胜了天灾，接踵来了人祸。刚过千禧年，老董儿子随着老董在北京打工时，因司机送错路，没钱付车费，被暴打一顿。两三天后找到人时，老实的山里娃脑子已经被吓坏了。

出走时壮怀激烈，归来时穷途皓首。

“我带着儿到处看病，6个存折都花没了。前些年啊，兄弟、爹娘、老伴儿都死了，儿有精神病，3个孙子孙女要养，家就像个无底洞。人穷厉害了，5毛钱都借不来。想种地，化肥也赊不来。”几十年的创业与奔波，几十年的承受与风霜，都在老董这几句话里了。

一毛钱难倒英雄汉的艰苦岁月，6000块钱能做什么？对老董来说，这笔扶贫资金就是撬动他辣椒王国的杠杆！

从2亩到4亩，从4亩到8亩……见到老董的时候，他正给近50亩辣椒打农药。

“一桶药55斤，加上机子一共60多斤。一个大棚147米，从这头到那头需要4桶，一个小时只能打3桶。我一共20个大棚，你说我要几个小时？”老董眼睛泛着黄褐色，虽被农药熏得有些水汪汪，但依然深邃刚毅。

正在打农药的老董。

记者因一时算不过来而语塞，本能地问：“您吃了吗？”

“早晨已经吃了一嘟噜子了，这是白天和夜间的。”说着他提起来一大包馒头。放下馒头，老董背起满满一桶药，像个背大炸药包的老兵，健步走进了大棚。

农活不能误。来来回回重新灌药的时候，老董身上的单衣在药水和汗水中渍印出一圈圈白纹。在涨红的脸和急促的呼吸平复的间隙，他甩着身上和鞋底沉重的泥巴，断断续续讲述他的故事。

“身体是劳动的本钱，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必须靠苦干实干，靠坚定不移的信心、恒心和毅力。我一边搞农业，一边学习，一边搞经济!”老董经常看书，出口成章，铿锵磅礴。

曾有人质疑他看书是为了摆拍，说他一个人种不了这么多辣椒。老董知道后，像个孩子一样委屈和愤怒，不是因为冤枉了他，而是因为这是对一个农民精神信仰和辛苦劳动的否定。那些人不知道，正是这两样，让个子不高、满头白发的老董，像个英雄一样，立于天地间。

地是刮金板，人勤地不懒。老董的20棚辣椒种得干净整齐，鲜嫩欲滴。它们汇在会龙镇7万亩波光粼粼的大棚里，撑起了“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

很多山里人，就是这么历经万千波折地活着，一有风吹雨打，就可能左支右绌，摇摇欲坠。扶贫的“扶”正体现出它的意义——困难时帮一把，拉一把，扶一把，让父老乡亲能安安稳稳把日子过下去。

和能种大棚的阜南不一样，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陈泽申和他的弟弟，就生活在花石乡大湾村的深山窝子中。

革命战争年代，十多万金寨儿女浴血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为治淮修水库，十多万群众又移居深山。几个十万，几度热血，几经奉献，1978年，金寨县贫困人口54万，竟占总人口的99%。

陈泽申一家十几口人就是1954年修水库时移民到花石乡的。大别山层层叠叠险峰峻岭的褶皱中，扎起了仅能装下十几口人的茅草棚。那儿，就是他们的新家了。

大别山人用勤劳的双手、瘦弱的肩膀，连老带小，在地里刨食，在土里扎根，在山上生长。山上有“将军菜”，那是曾为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解决缺粮危机的苦菜。哥哥们做护林员，给人家放牛，几岁的陈泽申则跟随母亲在山上挖葛根。小娃娃被茅草绊倒了，鸡差点啄了他的眼睛。

陈泽申父亲参加过红军，兄弟姐妹中有四个军人。1966年，他和哥哥一起参军，但光荣家风并没让他们少尝一点人间悲苦。

回头望去，生活虽苦，平安是福。然而上苍并没眷顾这些穷人，却在他们苦涩的生活里又落下一幕幕悲剧。老陈的儿子在上海一家工厂打工时突然晕倒，因未得到及时抢救，不幸去世，留下一个孩子。老陈的老伴儿悲伤过度，也很快离开。说起这段往事，老陈不断转动手里的茶杯，茶杯在桌子上发出呜咽声，如泣如诉。

比起陈泽申的不幸，弟弟陈泽平的生活另有苦涩。在陈泽平家里，一张与儿女合照于2005年的照片摆在桌前，21岁的帅气儿子摆着剪刀手。第二年5月1日，女儿出嫁。14天后，回常州打工的儿子走路时被撞，不幸离世。

陈泽平清晰地记着这些日子，用残疾的手数着。他右手的两根手指头被打猪菜的机子削掉了，然而在他眼里，与丧子之殇相比，这疼痛不值一提。

年轻人走出了大山，守在大山里的父辈一边咀嚼着思念的悲苦，一边要继续把日子过好。

陈泽申现在在大湾村茶厂里炒茶，是第一书记余静邀请他来的。与很多驻村干部一样，余静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离开小家走进农村：“‘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我的单位中医医院教给我的。其实对待老百姓是一样的，把人心暖起来，比什么都重要。”

大湾村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结合，马鬃岭上的山水流到大湾村，变成叮咚的山泉和漂流的激水。仙居山里隐藏着十二棵见证千年风雨的苍劲青檀，柴门犬吠，如织游人，正如大湾人唱的：“金寨山水秀，大湾换新装。山高水长千万里，迎来百花香。”

“七碗清风自六安”，六安瓜片的主产区就在金寨。茶是大别山给大湾人的厚礼，平均海拔800米，北纬31度，云雾缭绕，阳光漫射，茂林修竹荫护，兰花杜鹃相伴，高山出好茶。

“每到春来一县香”，六安瓜片是成熟单片茶，求壮不求嫩，无梗无芽，口感醇厚，回味浓郁。一茶一做，尤其是在“拉老火”的工序中，烘篮在火苗盈尺的木炭上烘烤，抬篮走烘，边烘边翻，80次火功淬炼，方得一杯好茶。

陈泽申搬离梅山已经几十载，如今梅山水库上矗立着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连拱坝。由梅山水库兴建而形成的人工湖上，高峡平湖，碧波荡漾。而老陈几度翻炒揉捻的人生，都在眼前这杯醇厚的茶里，化作清风了。

风光秀丽的梅山水库。

探寻·路

金寨有茶，六安瓜片。光山也有茶，信阳毛尖。苏轼曾到光山净居寺与居仁和尚品茗作诗，并说过：“淮南茶，信阳第一。”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道：“淮南茶，光州上。”

河南光山，史称光州。《水经注·淮水》记载：“淮水又东经浮光山北，亦曰扶光山，即弋阳山也。其山俯映长淮，每有光辉。”光山县因此得名。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就诞生于此，因其父当时是光山县令，于是为之取名为“光”。“司马光砸缸”，大概是每个中国孩子的启蒙故事之一。智慧，是光山人的骄傲。

河南光山县漫山遍野的野樱花争相怒放。

“暖风吹谷雪初消，

绿色烟痕过野桥，

门外一处春水涨,

家家筠笼下鱼苗。”

曾经这支古光山民歌，唱出了光山“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气息。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少部分条件好的丘岗地被用来种茶叶外，大部分山地都被荒弃了。

山秃着，人心疼。

几年前有片山被东岳村的杨长太种上了经济型苗木。他骨子里是个典型的农民，见不得山上不长东西。当时心里想着买一回就买大的、粗的，不曾想不仅卖不上价，还养不活。当初他是被哥哥杨长家“找”回来的，本想带头致富，不料因为种苗木欠了一屁股外债，成了贫困户。

“我要人”是文殊乡东岳村支部书记杨长家经常说的话。他犹记得当年要交提留款的时候，有个村民家里四个儿子，两个是智障，他们把小儿子的棉袄芯子掏出来交提留款。从那以后，作为老支书的儿子，“国家太平”兄弟四个中的老二，杨长家下定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实现“东岳梦”：让东岳村变得美如画，让乡亲们活得更有尊严！

一个国家有梦，一个村庄也要有梦。

说起贫困的表现，基本是一样的：基础设施差，缺少产业，村庄空心化等。为了寻找突破，杨长家一边到处求关系搞基础设施，一边找带头人发展产业。没有基础，自己的亲弟弟就是最好找的那个人。

杨长太被列为贫困户以后非常郁闷，觉着自己一个40多岁的壮年，和老头老太太一起开贫困户大会，非常丢人。后来在村干部请来的农业专家指导下，杨长太终于得了第一桶金，并由此成立了农场。

有机大米、麻鸭蛋、黑猪腊肉……在他的农场展销厅里，“光山十宝”似在诉说岁稔与丰年。采访时正处国庆中秋双节前，一车车生态健康的农副产品搭着电商快车往外运，“一共9车，破纪录啦！”杨长太因为太忙碌，声音有些沙哑，但眉飞色舞，开怀大笑。

“柳条莺啭清阴里”，丰沃的北方鱼米之乡，又回来了。

杨长太经营的“光山十宝”里，最珍贵的莫过于山茶油。

当地有句话，“一亩油茶百斤油，又娶媳妇又盖楼”，山茶油一亩百斤油，还被称为“油中之王”“东方橄榄油”。找到这个宝贝，是光山人智慧的再现。

山不能秃着，为了找到经济性和社会性兼具的作物，光山人一直在探寻求索。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任光山县林业局副局长的王淮在江南考察时，被油茶深深吸引。油茶一次种植，可百年采摘，耐干旱抗贫瘠，省时省水省工，而且不与粮食争地。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当时油茶90%以上都在长江以南。江北的光山，能行吗？

“4000亩的山，一片山一棵树没活。委屈啊，房子卖了，开了4年破面包车。我们啊，都成了金刚葫芦娃。”文殊乡诚信油茶种植基地的陈勇回忆起当年创业的情景，感慨万千。

似是山赋予了人同样的品格，大别山人不屈不挠。为了找到适合的品种，陈勇和他的同伴们在江南所有油茶主产区来来回回奔走8万多公里，不惜高价买回多个品种尝试。几番考察，几次求证，几轮实验，终于成功把中国的油茶主产区向北拓展了几百公里，光山也成为“中国油茶种植最强北缘县”。

“路子找到了，就要大胆去做。”在司马光油茶园展厅外，这句话赫赫夺目，催人奋进。

农历八月份，二十几万亩油茶在层层叠叠的山峦中肆意生长，绛红色、青褐色的油茶籽在绿叶中娇羞隐藏，几朵小花已按捺不住，含苞待放。等到油茶花盛开的季节，古铜色的油茶籽将和雪白的油茶花同时挂满枝头，“抱子怀胎”，花果同期，摇曳清丽。

去山上“上班”的光山老人们。

“老——李——”

“哎——”

要在漫山遍野的油茶树中找到老李，不是件容易事。在山下，我们隔着一方荷塘和一片黄绿相间的稻田，远远地寻找着在山上砍蒿子的老李。听到呼喊，他在油茶林中直起腰，挥动着镰刀向我们打招呼。

在光山的山上，很难看到闲聊的老人和妇女，他们都像老李一样在山上“上班”，哪怕路上遇到老农，也是骑着三轮车风风火火、匆匆忙忙。

油茶，作为新成员，走进了光山人的“房前屋后一亩茶，一塘肥鱼一塘鸭”。

“一塘鸭”，在光山也是大有故事可讲。曾有诗云“浮光多美鸭”，指的就是光山麻鸭。麻鸭蛋是“光山十宝”之一，鸭绒则造就了光山另一个支柱产业——羽绒，光山县还专门为此成立了羽绒产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智慧的光山人就用鸭绒取代棉花，制造出羽绒服，并催生了县办羽绒企业。但随着羽绒市场中品牌的激烈竞争，光山羽绒厂无以为继。破产的厂子无力发薪，就将羽绒原辅材料抵给职工。走投无路的职工只好在街头充绒定做羽绒服，然而这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材料。于是，他们开始背着材料，走出大别山，到外地去“现场充绒”。

绝处逢生，本是迫不得已背井离乡的求生之路，却被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大别山人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3年，光山外出现场充绒的人数已达15万人，其中95%以上都是农民。

每年中秋节前后，光山十几万“充绒大军”在农忙后，如候鸟般浩浩荡荡飞往全国各地“南征北战”。当地有打油诗说“一年一度秋风劲，充绒乡友又当行。”“十万大军出光山，羽绒飞舞各显能。”

2007年，19岁的易帅听说县里有培训做羽绒服的，拿着身份证不要钱。于是他就去学了基础的剪裁、缝制，跟着一户人家出去充了两年绒后，就开始自立门户。第一年他去的是沈阳，初出茅庐就赚了7万块钱。沈阳只有冬夏，没有春秋，易帅在东北充绒的时间比较长，闲的时候他就到沈阳那些发达的服装城打工，不为赚钱，就为学新款式、新技术。

当时他哥哥也做现场充绒，但还停留在比较基础的阶段，设计不了样式。而且当时物流也不发达，需要一次性备齐一年的货，常有压货赔钱的可能。从帮哥哥开始，易帅就有了一个想法：团结起来，整合资源。他可以把款式设计研发好，并统一购进材料，在当地的光山充绒人直接拿去加工就可以了，这样可选择的时新样式多，还没有库存。

同样看到充绒大军危机的还有陈锋。陈锋的父亲是最早走出大别山充绒的开路先锋，见证了县羽绒厂的兴盛与衰落，陈锋则经历了现场充绒的辉煌和危机。“十几万人从事充绒，说起来数字吓人，体量很大，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散兵游勇。这样的一支队伍在波涛汹涌的市场大潮中泛舟，怎么可能不危机四伏呢？”

两个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创立加盟店“工厂”，不仅为全国加盟的店面灵活设计、配货，还能作为后盾统一生产半成品；一个则创立光山羽绒旗舰品牌，并在羽绒管委的帮助下，形成了羽绒服装产业园。

2020年，仍有8000多户“充绒大军”走出光山，走出大别山，但他们的“出征”已经不再是散兵游勇、负重行军，而是带着山里大后方随时给予的补给轻装上阵，精准出击；留在大别山的“充绒大军”，一部分在200多家企业中建设大后方，还有一部分则成为“网络大军”，将光山羽绒送往大山外更多的地方。

“踏遍千山情谊深，吃遍万户如家人；三边百姓爱听戏，最爱花鼓乡土音。”光山花鼓戏是光山县特有的民间艺术，正如这句诗所言，出山回山，最爱的还是家乡的那座山。出去，带着山的馈赠，回来，则为了更好地回报。一出一回，一回一出，大别山就不只是旧故乡和土山窝，而是人们能出去、能回来的新乡土、大后方。

托举·梦

“早上起，洗脸毕。背书包，上学去。童子团，小宝宝。要读书，要学习，要站岗，要放哨……”这是革命时期大别山童子团唱的歌谣。

上世纪90年代，大别山金寨县桃岭乡深山窝子里，一个寻常的黎明，几个小孩子关上家里吱呀作响的破门，相约走入灰蒙蒙的山气和晨雾。山脚下的水汊隔断了到对岸学堂的路，他们熟练地从被水气打湿的深草丛中拉扯出一条破船，叽叽喳喳地乘上去。

抬眼看天，天在山中间。3000多年前，为治理天下而作的区域地理名篇《尚书·禹贡》道：“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大别山因为山的雄伟与绵延，被作为分九州的四列山脉之一。金寨则位于大别山北麓，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120余座，山岭纵横，幽谷深邃。娃娃们摇晃中的小船有些渗水，却让他们每天不用走二十几里山路。

船上那个穿着花袄的女孩在教室坐定后，一个镜头在她眼前定格。这个女孩，就是曾经震撼无数人的“大眼睛”，苏明娟。

那双眼睛里，藏着昔日老区人民甘于奉献牺牲的坚韧，藏着大别山贫穷苍凉的幽深，更藏着孩子对于梦想和未来的渴望。

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大别山金寨县成立时，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校名，全国希望工程由此开端。“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教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强音。那个年代，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社会参与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莫过于“希望工程”。给失学的孩子一份希望，给在校的贫困生一份力量，是心形海浪托起一轮太阳蓬勃升起的寓意所在。

在《大眼睛的希望》这本关于“希望工程”摄影的纪实文学中，有一个动人的细节：1992年第二届中国摄影节上，在解海龙拍摄的希望工程摄影作品前，无数受到震动的人们自发捐助的钱堆成了一座小山。一位解放军走到解海龙面前，立正，挥起手臂“啪”地行了一个标准军礼，并交给他5元钱，动情地说：“我只带了5元，虽然这是我回部队的车钱。我小时候只上了4年学就失学了，就因为差5元钱，可能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孩子，也差5元钱上不了学，请你把它交给最需要的那个孩子吧！”这名军人后来硬是靠着两条腿，走回了几十公里外的部队。

这个细节，让人想到此次采访中的一个小故事。如果10年前，你看到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背着书包，为了省下5块钱车费，每周都迈着坚定的小步伐，从县城走回15公里外的家里，那一定是阜南县公桥乡巩堰村村民李玉保的小儿子。来回省下的路费，占据了他一周生活费的一半。

自强不息的大别山小男子汉，每一步都离家更近了一点，或是离学校更近了一点，也离梦想更近了一点。

少年自有少年强，身似山河挺脊梁。

李玉保把4个孩子的一卷卷奖状铺在院子里，小心得像放下一个婴儿一样。地上的大片橙黄色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映照着他军绿色的裤子，和印着瓷砖广告的红色上衣。这些颜色，混合着媳妇笑脸上的绯红，是那天最美的配色。他们一丝不苟地卷起这些奖状，装回大编织袋里——这袋子里装的，是老两口供出4个大学生后，苦尽甘来的万千荣耀。

“那时的日子不能讲，一言难尽……”一个父亲想到他的孩子们没怎么穿过新衣服，想到小儿子顶着日头，冒着风雪，躲过车流，走过一条又一条道路，顶天立地的男人在人前的哽咽，是内心疼爱无以安放的无助滴血。

上世纪90年代，公桥乡曾有万亩桑园。那时候李玉保就学习技术，做了蚕桑技术员，一做就是十年。然而由于市场风险等原因，乡里的蚕桑养殖产业中断，他也“下岗”了。

最难的时候，老大要上大学，双胞胎女儿上高中，小儿子上小学，4个孩子都要钱。欠债最多的时候曾达20万元，他的体重也低到了不足100斤。

“硬着头皮到处借钱，到处挣钱。我养过鸭子，养过猪，养过牛，收过死猫，到杭州打过零工，干过装修，当过水泥工……”随着桑蚕产业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重建，李玉保如今已“下岗再就业”。

“忠于职守，履行使命”，对当过9年武警的巩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许寅来说，是镌刻在骨头里的信条。工作队能为村里带来什么，留下什么？在他看来，既要留产业，又要留精神。正如阜南县委书记崔黎在扶贫中一直强调的那样：“扶贫扶志扶精神，脱贫脱困脱俗气。”

在《大眼睛的希望》这本书里，有另外一个故事：大别山里有个叫刘小山的孩子，出生不到3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为拉扯他长大，所吃的苦头可想而知。到他上学的时候，母亲变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床板。懂事的小山星期天一个人到深山里打柴，直到天黑也没回来。村里人找到小山的时候，只剩一滩血迹中的几根骨头和一个布书包。当时的大别山里，有个一看到小孩子就叫“我的小山，我的儿啊”的疯女人，就是小山悲苦的母亲。

红安县城关镇小丰山村的李丛娣也是位单身妈妈，但她比小山的母亲幸运得多。她的双胞胎儿子淑幸和淑庆，2020年一同考上了大学。

“庆幸”两兄弟刚上初中，李丛娣的爱人就得肝癌去世了。村扶贫专干周从贵的出现，让黑瘦矮小的李丛娣从里到外像个巨人一样，把这个家支撑了起来。

“提起妇女真可怜，一出娘坯人作贱”，红安妇女曾经唱着《妇女解放歌》打破封建枷锁。“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战争中，大别山女性是伟大的英雄。在战胜贫穷时，女将们也一样毫不逊色。

“你们只管读书，钱我来操心。”每一个关键时刻，周从贵都像个女超人一样出现在李丛娣孤儿寡母的生活中。两兄弟上初中时，周从贵帮李丛娣找了一个做饭的活，高中时帮她联系到学校食堂打工，大学时为两兄弟联系资助。两兄弟的梦想之路，由爱与坚持共同铺就。

很多人的贫穷，往往伴随着深深的不幸，只是不知道贫穷和不幸，哪一个先来。在双胞胎兄弟的成长中，因为帮与扶，所以充满无穷希望和力量，如他们的名字一样，有幸，有庆。

周从贵和李丛娣讲起过去的经历，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浅浅皱纹里横着细细的泪水，像大别山褶皱里那一条条流淌的河。

谈及未来，“庆幸”两兄弟早有了读研的梦想。他们少年壮志，满目星辰……

山一程，水一程。

从崇山峻岭到浅丘低岗，从淮河沿岸到官渡河边，走进大别山区，走近阜南、金寨、红安、光山，老区的每个地方，在山里，在水里，在历史最沉重最光荣的那一页里。

从70多年前解放战争的大转折，到而今脱贫攻坚的大收官，英雄的大别山人民将革命时期淬炼的“大别山精神”重铸于战胜贫穷这场新的战役里，在保卫家园中守护大山，在探寻出路中托举梦想。

七十年间有大别，千里再跃大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