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多次到过北京，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我感受到了“红安荣耀”。

接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通知，11月24日，我乘火车进京，参加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年会。通知说根据中央精神，限制会议规模，恕不接站。按指示，我出西站找65号公汽，找了近一个钟头也找不到，情急之下，只好搭乘出租车。

初冬的北京，天气晴朗，能见度非常好。党的“十八大”刚闭幕，到处张灯结彩，红色条幅醒目喜庆。司机问：“去哪？”我答：“国谊宾馆”。司机问：“你是党代表？”我答：“不是。”司机又问：“你是人大代表？”我答：“不是。”司机说：“那你是大领导。”我说：“更不是。”司机说：“那您怎么能在那里入住？”我说：“是参加一个会。”

我的普通话说得不是很好，不爱多说话。可这个司机偏偏话特别多。“您是哪里人？”我答：“湖北。”他又问：“您是湖北哪里的？”我答：“红安。”他说：“红安是个城市吗？”我说：“是个县。你开出租车不知道红安？”他说：“不知道，没听说过。”这可激怒了我。我说：“你知道董老吗？”他说：“知道。谁不知道董老呀？你真逗。”我说：“你知道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吗？”他说：“知道。”我又说：“你知道前国防部长秦基伟吗？”他说：“知道，这谁不知道呀。”我说：“他们都是我们红安县的。”他说：“真的假的？”我真的生气了：“假的？我们红安出了200多位共和国的将军，走出3支红军队伍，为共和国的诞生死了14万人，是中国第一将军县。”司机忙赔笑脸：“对不起，您老别生气，是我学的知识太少了，一个小县能出这么多将军，下次休假，我一定带上我的家人去那里看看。”到了站，他又说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话：“你们那里有住的地方吗？”我说：“要去的话可放心，前总书记江泽民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都去住过，卫生条件可以保证。”他不得不伸出拇指。

刚办完入住手续，黄冈中院的秦永高副院长就打电话给我：“红安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领导石志刚和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阮成友将军要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红安籍人士举办晚宴接风，你负责把他们都召聚起来，他们车马上就来接。”

坐上中央警卫团的车，说的都是红安话。除了宴会厅的高级豪华外，就象置身于红安。阮将军首先举杯：“我们好高兴，能在北京开以我们红安人名字命名的学会，又来这么多红安人（除我们中院贾石松院长外）确实难得，我代表在京工作的红安人为你们接风，请大家举杯。将这中南海的特供茅台酒一饮而尽。”而后，大家你来我往，把酒言欢，没有身份的高低，没有工作环境的差别，只有家乡纯朴的情谊。席间，原红安驻京办事处主任余美芳还特地为我在论文中提供了我县历史名人、董必武的老师陈逵九在北京办黄安会馆的资料给我敬酒。大家笑谈中央不准搞驻京办，我们恢复“黄安会馆”应当可以。

大会特请了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人之一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作了党的十八大宣讲报告，新当选的中纪委常委、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讲话时，一句“我也是董老的湖北老乡，是董老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赢得全场掌声。有几位德高望重的全国老法学专家竟在大会上当着袁副主任的面说十八大的几个亮点如协商国事等董老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说过，有的法学专家在大会上直言不讳：“社会越发展，国家越进步，就越能证明董老说过的话正确，按董老过去说的去做，国家就不会动乱，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会间休息时，大会组织我们照集体照。照后，我邀我们红安籍参会的也集体照一张。原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吴光德说要叫上“董老大”（即董必武长子董良羽），“董老大”不参加就不完整。我刚叫上“董老大”站好，黄冈市委副书记杨智也来了，说他也算一个。原湖北省高级法院院长吴家友也来了，他说也要算一个。更没有想到的是江必新副院长也要参加，他说我也是老乡，也要算一个。大厅顿时热闹了起来，大家都来看我们合影，我原来参会认识的几个朋友后来对我说他们好羡慕。

分组讨论会上，河北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解成对我的论文提出两点质疑：“一是按时间节点，1927年4月七里坪革命法庭应是国民党办的，不能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法庭。二是法庭领导人闵丹桂是共产党杀的，那不是共产党的敌人吗？怎么能叫革命法庭？”我当即回答：“一、法庭设立是国民党黄安党部设的，但法庭人员全部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法庭办的是为民除害、扩大共产党群众基础的事，怎么能够说不是革命法庭？二、共产党历史上有肃反运动，错杀了好多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革命干部，你这样知名的法学权威教授，难道不知道吗？”引得大家一片笑声。我接着说：“解放后，我们县的县委、县政府已为闵丹桂平反，并确定为革命烈士。”我还从多个方面论证革命法庭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法庭。论证第一个革命法庭存在的时间、阶段、特点、存在的意义、对我国革命的影响、对法治中国的影响、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实现的影响等。《董必武传记》的作者胡传章老先生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我的观点，他证实了我论文的真实性，他反问解教授：“董必武、毛泽东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干事，按你的说法，他们都是坏人，干了反革命的事了吗？”我们湖北英山人、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春龙第二个站起来支持我的观点：“秦书记讲得特别好，对极了，七里坪革命法庭是中国革命第一法庭，是2002年首届年会的全体法学专家公认的，这是不能有质疑的。”他还引古博今，对中国革命第一法庭——七里坪革命法庭的作用和对今后中国法治的影响谈了很多好观点。我们湖北麻城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第三个站起来支持我的观点，他情绪特别激动，提出几个问题，问得解教授哑口无言，只得强装颜笑。在去首钢参观时，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孙琬锺、87岁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著名法学家孙国华同我合影时，解教授也在旁边。孙老（孙琬锺）说：“七里坪革命法庭是第一革命法庭，这是没有错的。”孙老（孙国华）说：“这是2002年我们去红安时就得到大家一致认同的，我们还都写了字，我记得我写的就是‘中国革命第一法庭’。”孙琬锺副会长说：“我写的什么字我不记得，只记得我是第一个写的。”孙国华老教授问我：“我们写的字都在吗？”我说：“都在，我们当宝贝呢！”二老高兴地笑了。

25日晚上7点半，在大会晚宴过后，最高法院为我们参会人员举办了“为董老而歌”的大型晚会。演员全都是在职的最高法院工作人员。这些平时难见上一面的法官们吃了午饭就来到演出现场作准备。主持人介绍，他们还专门请了中国京剧院、战友歌舞团的著名导演、演员作指导呢。当董老的话语、董老的诗词搬上舞台，当最高法院的领导们专心致志为我们红安人、我们尊敬的董老的法学思想研讨会举办专场晚会演出，我作为一个红安人，一个董老家乡人坐在场下，自豪感油然而生。

26日下午，我接到最高法院机关服务局张维局长[麻城人]的电话说江必新副院长[我省枝江人]和他要在最高法院设宴，为家乡的参会人员送行，要我召集，他们派车来接。

斑驳陆离的灯光，流光溢彩的街道，随车赏天安门夜景这还真是第一次。到最高法院作客也是第一次。当张维局长拿出他说的最高法院最好的美酒，当江必新副院长举杯“能在这里为家乡远道而来的参会人员送行，我感到特别高兴，特别荣幸。更为我们这些董必武的信徒们能将董老的信念发扬光大而高兴。我相信，董老的在天之灵能看到家乡的这么多专家学者参会，并相聚于他工作过的最高院，也会十分欣慰和高兴，请大家干杯”时，我真的很感动。

席间，黄冈市中级法院院长贾石松说：“董老考学的黄州市考棚街我去看过，感受了一下。”省高院原院长吴家友说：“董老为中国革命在我们湖北做了大量的工作。”原山西省高院院长李玉臻说：“董老的足迹在我们山西留得最多，他的好多文章、诗作都是在我们山西写的。”原河北省高院院长刘瑞川说：“董老真正的辉煌时期是在我们河北。他主持华北工作，为共和国的建立作试验。”引得大家一片笑声。他们说：“江院长为你们家乡人送行，其实我们也是董老家乡人。因为董老在我们那里住过，对不对？”“董老大”直点头：“对、对，我在西北坡摸过鱼虾。”张维局长打电话请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麻城姑娘、《麻城杜鹃花》的原唱蔡琴来献歌助兴，熊文钊教授也献上一出红安黄陂一带民歌《叫我怎能不唱歌》助兴，正宗的红安土腔，引得掌声不停。还是我们红安乡音最能诠释我们“红安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