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麻秋收起义三十五周年 董必武作诗
试论董必武的革命精神与实践
—— 以“革命非武装不可”为例
—— 纪念董老诞辰125周年
一、董必武的革命人生路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董必武同志在本（上）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他的一生，是同中国近百年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民革命斗争紧紧相联系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主要领导活动紧紧相联系的。中国近代急剧变化的历史潮流，淘汰了多少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董必武同志始终站在伟大历史变革的前列。他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随着时代前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学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毕生奋斗不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的建树甚多。尤其是在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反动统治区党的秘密工作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
二、董必武革命精神的内涵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董必武一直认为“革命是需要武力的，有文争必有武备”，在《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中，董必武也曾明确提出“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1］笔者将把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及其伟大意义放在具体的重要历史事件中去思考。不仅是缅怀过去，更重要的是感受其当下的意义与启迪。董必武革命精神内涵丰富，概括的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董老倡导并践行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韧顽强的革命奋斗精神。董老倡导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1940年l月12日发表了《新华日报》创刊二周年纪念》一文，要求《新华日报》，“在抗战没有取得胜利时，它存在一天，一定为抗战到底奋斗一天，只要它存在，它和全面开展抗战到底者一道，决不让抗战受到丝毫的危险。”（《董必武选集》第51页）, “希望《新华日报》在奠定了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与全国志士共同实现我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伟大使命。”（《董必武选集》第52页）。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董必武同志作为湖北省和武汉地区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在发动工农群众、创办革命报刊、争取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北伐胜利进军等方面，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并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特别是放手发动拥有二百几十万农协会员的湖北农民运动，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对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董老一贯高扬自强不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董必武根据党的指示，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随后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l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参加中央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年近半百，历尽千难万险，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27年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即坚持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思想，在中央黄麻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
第三，董老坚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为了完成不同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和总任务服务的。长期的实践表明，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巨大优势。董必武一生十分重视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他在大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曾为实现、坚持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卓有成效地进行了长期奋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参加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领导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抗战初期在武汉，他利用合法身份和他在湖北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人民战争思想。他直接领导中共湖北省委，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并团结当地爱国人士。总之，他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地方实力派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开展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作出重大贡献。
三、坚持革命非武装不可，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董必武认识到那种单纯依靠军阀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斗争策略是行不通了，但他又一直认为“革命是需要武力的，有文事必有武备”。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前，他在《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这篇著名的演讲中，就曾明确提出：“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
董必武自从摒弃单纯策动旧军队的斗争策略以后，就开始注意武装工农。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他在担任中共汉口地委书记和中共湖北区委、省委的委员，主管统战工作、军事工作、民运工作期间，一直坚持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一九二六年，他在汉口吉庆街德润里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其任务之一就是为各地工农武装收藏并转运枪支子弹。在董必武的指导下，湖北的枣阳、汉川两县农协组织首先建立了农民自卫团，各拥有一百几十人的武装队伍。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建立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同时，大冶、蒲圻、嘉鱼等地也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沔阳、天门、黄安、麻城、黄冈、大冶、汉阳、崇阳、咸宁、武昌、京山、应城、黄梅、蕲春、罗田、潜江、监利、远安、咸丰等县纷纷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或农协纠察队。据同年五月的统计，湖北全省农民武装约掌握有三千支枪。这些工农武装的建立与发展，都同董必武的支持有关。这年春，原黄安警备队长毛厚安为了压榨人民，升官发财，公然窃持长枪四十余支投奔夏斗寅部。董必武获悉后，根据黄安人民的请求，即以湖北特种委员会的名义，责令夏斗寅将枪支如数送还黄安。这些枪支，成了黄安农民自卫军武装的一个来源。六月，当土豪劣绅再次勾结会匪向黄安、麻城两县革命人民进行反扑时，董必武通过党的组织秘密购买了一百二十支长短枪及一批弹药，派人及时运送黄安，以加强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力量。在此期间，张文秋、袁传鉴及其爱人刘素贞（上海学生，辛亥革命烈士刘英和刘铁之妹）受董必武派遣同赴京山开展农民运动，发展中共组织，工作进展很快。接着，董必武根据张文秋的请求，即派秘书帮张文秋从汉阳兵工厂订购了一百条枪支，使该地农民武装力量也得到加强。
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封锁、进攻下，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的情况下，反动派气焰更加嚣张，投降和叛变的事件接踵而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指使，乘武汉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由宜昌东下渡江，五月十七日袭占咸宁，继而进攻纸坊，情况十分危急。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卫戍武汉的叶挺部队抵御。十八日，董必武召集中共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联席会议，讨论平定夏斗寅叛变问题。会议通过了声讨夏斗寅的通电、告十四师士兵及各界宣言。十九日，武汉三镇同时举行讨夏大会，到会群众六十余万。董必武被推选为武昌讨夏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严正指出：“夏逆为蒋介石的小走狗”, “讨夏的意义便是：表示革命民众对反动派绝不宽容，与之誓不两立；夏逆打出拥蒋的旗帜，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他强调：“革命军众最紧要的工作，便是镇压反动派。”[2]这时由于局势严重，武汉国民政府答应从汉阳兵工厂提取二千支枪发给武汉工人纠察队。而陈独秀为了表示自己没有什么“阴谋”和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忠心”，不同意工人纠察队接受这批枪。董必武对此十分气愤，他毅然参加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工作，从各方面支援叶挺部等国民革命军于五月底和六月初平定夏斗寅、杨森叛乱的斗争，帮助武汉国民政府转危为安。针对陈独秀反对武装工农的主张，五月二十四日，董必武以中共湖北省党部的名义，函请省农协派专员赴长江上游各县，收集散存枪支，避免资敌，“以厚武装农民之实力”。
董必武顶着党内外的压力，继续为挽救危局而努力。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局势，湖北省农协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于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武昌全国农协会议厅举行。陈潭秋代表湖北省委、董必武代表湖北省政府向大会致词。董必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革命形势，要求大家正视当前革命所处的困难局面，希望“大家要克服这些困难，打破困难的营垒，不断地向前奋斗。”会议通过的《武装问题决议案》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武装，来战胜这种万分严重的危机，整个儿革命的政权根本就会消灭。…… 我们深刻地相信，只有真正的工农武装，才能保障革命已得的胜利，…… 才能抵抗以至消灭反动派的武装！”就农运中这样一个迫切问题做出如此明确而坚定的回答，对湖北农民运动后期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接着，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董必武同吴玉章、钱介磐等主持召开湖北第一次省县市联席会议，议决了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在二十二日的会议上，董必武作了长篇政治报告，详细回顾了一九二六年以来革命发展的过程及其变化，分析了当前革命的困难形势，提出了斗争任务。他以总主席身份主持省县市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声讨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的通电，还讨论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工农运动，巩固革命联合战线、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坚持武装农民、整顿与扩大组织等项决议。会议决定呈请武汉国民政府“即行镇压及肃清境内一切反动军队、土匪、土豪劣绅及其他一切反动分子，并发足湖北警卫（备）团枪支，及发足省政府所规定之各县枪支，成立自卫军，以资自卫”。但由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和实际工作跟不上去，这些决议未能贯彻，董必武深感“各县农民无武装，时被反动派袭击，各县请兵帮救，无以应其要求”。
这时，即汪精卫集团彻底叛变革命的紧急关头，湖北省委在武昌举行会议，全面分析了武汉地区的敌我形势，多数同志提出紧急倡议，主张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暴动，一举右派的反动政权，保卫武汉革命政权。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对此倡议表示极力赞成。他说：“此举关系重大，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目前只有前进，决不应该后退：要知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3]我希望全体同志以全力支持这个倡议，以速实行。”可惜，这个倡议也被陈独秀搁置下来，未能付诸实现。但董必武没有退缩，不仅坚持实行工农武装起义的主张，还进而提出要把革命的注意力转向农村。在湖南的反动军官许克祥于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发动政变后，湖南的民众请愿代表团到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许克祥。该团的代表之一曹瑛和刘士奇专门向董必武介绍湖南局势，以求支持。董必武当即强烈谴责了许克祥的罪行，并向他们指出：只有坚持农民武装暴动，把革命的注意力转向农村，才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四、董必武革命思想的当代反思
虽然董必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6年了，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光辉思想和崇高品质将长留天地，历久弥新。今天我们缅怀、学习董必武，追忆其峥嵘岁月，就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就是要将他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要学习董老一身正气、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坚持真理，决不退缩。董必武是清末秀才，被荐为“拔贡”，并东渡日本留学，本可以升官发财，但他为了推翻旧的剥削制度，为了人民的平等、自由和幸福毅然抛弃功名利禄，投身到民族解放事业之中。大革命时期，他多次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在白色恐怖的严竣形势下，毅然辞去在国民政府中的一切职务，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工农斗争，充分展示了他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改革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社会正处在矛盾凸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弘扬正气，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我们要学习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追求真理、为正义献身的革命精神，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其次，我们要学习董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和办事原则。董老一生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不拘私情，敢于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严于律己，一生清廉。董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董老强调，立法工作“不可能也不应该主观地、生硬地制定一套所谓完备的法律。如果硬要这样做，其结果只能是不合乎实际”。[ 5 ] 在司法实践中，董老一直要求认真按照“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审判原则办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在建国初期立法不完备的情况下，董老提出，在审判工作中还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就是说，有法可依时，要反对教条主义；无法可依时，要反对经验主义。董老这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依然有很现实的指导作用。
第三、坚持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董老曾尖锐的指出：“共产党除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其自身单独的利益。它不是某个人或几个人私利的小团体。它经常在群众的监督下进行工作。如果它违反群众的意旨，不仅群众会厌弃它，而它在受到敌人袭击时也就无法得到群众的帮助，它自身就有陷于灭亡的危险。”[6]“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这是共产党所不容许的。闭在狭隘的圈子内幽居而和群众隔绝，和党外人士隔绝，同样是共产党所绝不容许的。”“群众和党外人士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补习学校，是马列主义的活页课本，是马列主义的实验所。我们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作指导和他们一块生活和工作，可以告诉他们一些东西，同时也要从他们那里吸取新的东西，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这里用十分鲜活的语言表述了讲团结的根本原因，又揭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此外，董老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这里，又把坚持团结提到了基本政策的层面，因为“抗日战争是人民的战争，非团结一切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不能得到最后胜利。”
结 语
最后，我想以董老写于1975年3月5日即董必武九十虚岁生日的这首他一生真实写照的《九十初度》再次深刻缅怀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老：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本文源自：《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十一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