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何。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去伐柯。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三月五日，已沉疴不起的董必武于病榻之上为自己赋《九十初度》律诗，抒写了他的革命情怀和感慨。董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立党、建军、治国的元勋。他的丰功伟绩名垂千古，他的英名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董必武，原名贤琮，字洁畲。1886年出生于湖北红安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1905年春，董必武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武昌学习时间，他经常光顾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在那里，董必武结识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刘静庵。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志士仁人纷纷云集这里，针砭时弊，抨击朝政。
在日知会，董必武首次读到《猛回头》、《警世钟》。《警世钟》起首的四句诗给董必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四句诗是：“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的确，中华大好河山就要断送在腐配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广大的中国民众何日才能醒？中国的出路在哪？有许多问题常常困扰着董必武。
在日知会时，董必武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7、8月间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首次公开提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章太炎1896—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报，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还要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
思路理清了，董必武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立即赶到武昌，到军政府军务部出任秘书工作。1913年，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积极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此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在湖北无法立足，1914年1月，被迫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政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时间，孙中山在日本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不要灰心丧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有前途是有把握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的道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义者跨适应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1920年夏，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数月后张又退出小组）三人开始筹建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随后刘伯垂、包惠僧、赵子健参加。
这时，以恽代英为首的利群书社，经销全国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武汉著名的进步团体，在它周围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1921年初，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组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利群书社负责《武汉星期评论》编辑工作的黄负生、刘子通参加活动，随后他们也加入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了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将武汉中学的张培鑫等十多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由于他们的活动的影响，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女师、高师附小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团组织，并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开了斗争。
1921年6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被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董必武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8月，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1922年初，改组为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区委执行委员。由于区委在学校师生和工农群众中宣传工作深入，党的组织迅速壮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董必武根据党的指示，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随后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927年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黄麻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12月，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惨遭杀害，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董必武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担任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和政治辅导工作。1931年冬，他从列宁学院毕业后，遵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苏联回国。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上海迁入革命根据地以后，苏区中央创办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党校，董必武先后任党校教务长、副校长、校长。
1934年10月，董必武以半百的高龄参加了长征。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员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为此，董必武特意置酒庆贺。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董必武不仅在四渡赤水、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金山、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时都艰难地随大部队前进，而且常把分配他的马匹，让给伤病员骑用，自己徙步行走。
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董必武加忆这段长征经历曾说：“十三个月的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
统一战线的开拓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先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大中城市，如西安、兰州、桂林、洛阳、长沙、广州（后在韶关）、平江、南昌、贵阳和新疆等地建立了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和输革命干部，为八路军、新四军等运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工业原料和工厂设备，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著名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是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项、邓颖超等直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年积极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络工作；护送革命青年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学习或工作；接待各界人士、国际友人和海外乔胞；创办了《新华旧报》，宣传党的主张，动员人民抗日，抨击投降言行，刊登抗战消息。1938年10月25、26日，汉口、武昌相继失陷，“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迁至重庆继续工作。它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战斗旗帜，依靠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顽固势力，为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巩固的扩大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汉办事处，董必武直接领导工人工作、青年工作、在“抗日救亡”的口号下，团结广大工人、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也从中培养了许多干部，发展了一批先进的分子秘密入党，成为群众中的先锋战士。在日军向武汉进逼的形势下，动员了不少工人、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敌后去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在武汉时期，有大批青年由京沪、平津、东北以及其他地区，背井离乡流亡到武汉。为了吸取进步青年到革命队伍里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在汉口设立了招生委员会，地址就在办事处。长江局机关和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担负招生的具体工作，负责接待和组织输送。1938年八九月份，武汉形势逐渐紧张，党组织动员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战线。他们动身前，办事处发给军服及零用钱，并送上火车。我党许多“三八式”的老干部有很多是在武汉参加革命的，有些同志至今还说，当年是八路军办事处帮助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到1944年，董必武在国民党统治的武汉、重庆等城市战斗了7年。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1943年，董必武将满85岁。“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好友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禁网之一法。”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党中央记定给董必武提前祝寿，以“祝寿”活动作为突破封锁、广泛交友的一种手段。
194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董必武六十大寿，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必武同志：
庆贺今年你的六十大寿。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阶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二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学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4年元旦
董必武把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1月3日，他给中共中央发发感谢电。
中央委员会：
奉读中央元旦贺电，不胜感谢之致。我在中央领导下不断学习和工作着，抗战以来，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着，感到无尚的光荣。我党二十二年来伟大的发展，光辉的成绩，已博得全中国全世界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各民族各阶层人物的赞扬，正因为全党在毛泽东同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愿意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导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董必武
1945年初，全国各界对出席首届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组成之事都很关注，经过中共的斗争，国民政府把董必武作为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其他成员还有团长宋子文、副团长顾维钧，成员王宠惠、李璜（中国社会共产党）、胡芳、魏道明、胡适（无党派）、张君励（中国社会共产党）、胡霖。顾问施肇基。通过简短的准备，董必武偕秘书陈家康、章汉夫于4月12日在珊瑚坝机场乘中航飞机飞印度转往美国。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隆重开幕。董必武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参加了大会。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亮相。
董必武在整个会议期间的处世待人表现出中共的宽宏大量，有理有节。他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都会与顾维钧商量。到美国的当天董必武就与顾维钧就有关几个国际和国内事务问题交换意见。董必武是代表团中最年长的一位，表现出极强的亲和力，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董必武都很尊重。
国际社会对中国代表团作为国内各方政治力量的代表终于成行极为关注，对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更加注目。董必武非常珍视这样的机会，积极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除参加大会以外，还出席了组织和程序第三小组委员会及大会安排的其它活动。5月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董必武出席并加答了记者的有关提问。尽管当时国共矛盾日益尖锐，但董必武以大局为重，在坚持原则的大前提下，尽量尊重体谅其它代表，减少矛盾，求同存异。在有关联合国宪章讨论中通力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董必武没有辜负党的人民的重托，一面参加会议，一面在旧金山、纽约做了许多工作，瞻仰旧金山孙中山先生铜像，会见华乔，到从事洗衣业的劳苦华侨组织-----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的会员大会上作报告，为该会以及华侨办的金星广播公司题词留念，代表中国共产党以一万美元捐助《华侨日报》；与美国共产党交流管理外国党员生活等事项；专程到纽约郊外看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争取史沫特莱和帮助；多次接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和新闻者。会议期间，董必武广泛联系华人社会，宣传中共的实绩，还访问了旧金山市华侨居住区、中华会馆、中华学校、华东医院、孙逸仙公园，出席了华侨组织举办宴会酒会。同时，向世界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英勇抗战，对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所作出的巨贡献。董必武带去了英文印刷品《中国解放区实录》，向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新闻记者及各国朋友广为散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必武出席了旧金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办了演讲大会，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全面阐述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和中国共产党在目前的政策。董必武胸襟坦荡地对海外华人说，中国共产党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团结、强大、繁荣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根据这些政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加倍努力，使我们能在抗战最后胜利后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新中国。”董必武的这篇演讲稿后来在当地《华侨日报》全文刊载，对海外侨胞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6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大会指导委员会以中国抵抗侵略最先，特准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签字国。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一的身份，在宪章上签字。这一宝贵历史记录至今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部部。董必武的毛笔字潇洒飘逸，别具一格。
身在美国，纵观世界风云，关注国内局势，董必武感慨万千，写下了数首律诗，其中一首是：
竟是平生一快游，空行万里总悠悠。
乘风破浪非虚语，障眼浮云在下头。
欧陆暂无锋镝苦，东瀛将南寇仇囚。
前途尽有光明路，莫忘中藏曲折幽。
法制建设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董必武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董必武同志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树立了一座丰碑。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董必武历来就注重法制，在他看来，法制就是一个国家得以维系的最根本的社会规范。法制就是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制度就是一个国家里面-----不仅国家里面而且社会组织中--------大家都要遵守一定的秩序，制度有的是成文的，有的是不成文的。为此他举例说，我们军队，从红军、八路军到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都规定有一定的制度，否则就成为乌合之众，无法打仗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也就是党的活动的准则和制度。法制这个东西是人定的，不是天生的。国家蝇统治阶级的工具，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我们的法制律则太多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他认为，法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不能没有法制，没有了法制，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他说：孟子说得好，“上无揆道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董必武民志曾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他说，依法办事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是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必须有法必依。凡属于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当然，在法制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它的规定有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就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必要的修改、补充或变通执行的办法。因而他一直提倡普及法制教育，教育人民守法，首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守法，加强培养法律工作者，使人人都重视法、遵守法，树立法律的权威。
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办事”的内涵得到了一薄一波的同志的高度评价，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中，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他在大会上发言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之后，要逐步完备我们的法制，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他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和活动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可贵的。”
董老历来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主张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早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董老就指出，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程序，我们党员应无条件的服从和遵守。那些法令和秩序是我们公共生活所必须，而且法令是经过了一定的手续才制定出来的，秩序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形成起来的。在制定和形成时已经渗透了我们党的我们自己的意见和活动。我们如果违背了政府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他还批评了一些党员同志犯了法，自以为是党员，想不受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还有一些地方党组织也觉得党员犯法是党内的事，让他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他说，国民党在全中国范围内，因为它的党员不遵守它领导政府所颁布的法令而遭受到国人的痛恶，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党员应当自觉地遵守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法令。如果违反了这样的法令，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这是因为党员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觉悟分子犯罪是决不能宽恕的，是应当加重处罚的。不然的话，就不能服人。他认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同志又指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犯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可见他的法律平等思想是始终如一的。
建国后，为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董必武可谓煞费苦心。他亲自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定工作，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查院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民主区域自治纲要》、《惩治贪污条例》等等，初步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
董必武在担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严于律已，大公无私，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他强调在执法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以法律为准绳，量刑适当，既要反对判罪太重，又要反对判罪太轻，严格控制死刑的审核标准，以免殃及无辜。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董必武把他的一生献给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建设事业。
“文革”前，中共中央成立了党史起草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受命主持党史编写。“文革”期间，董必武对于江青等人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那一套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对于他们搞的“帮派史学”更是深恶痛绝。在极左环境中，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到诬陷、迫害。董必武不顾个人安危，顶住逆流，实事求是地为这些同志写了证明材料，使得他们免遭诬陷、受害。
1965年5月，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董必武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给同志们详细地讲党史，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1970年除夕，董必武在广州遇到老战友叶剑英，真是喜出望外，题诗《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英》：
羊城农历岁月凋，满眼风光兴趣饶。
破旧已无花上市，迎新将有艺如潮。
曾经绚烂归平淡，不信怀柔与叫嚣。
备战相逢岂易得，余生能乐几今宵？
董必武为老战友而喜，同时又感叹“岁月凋”，“余生能乐几今宵？”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1975年4月27日，董必武与世长辞了。在董老逝世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为“联合国宪章”的创建者之一。
